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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分论坛简讯(1-4)
时间:2017-10-11       稿件来源:

分论坛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1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研究》编审唐寿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韩文龙、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爱兰、辽宁大学范洪敏为本次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韩文龙报告的主题为《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及改革路径选择——经典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视角》。报告主要讨论了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及产生原因,提出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经典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作用,并给出收入分配改革路径选择建议。文献评述部分回顾了前人研究中所探讨的收入差距表现、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及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在主体部分,作者首先探讨了转型期我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及产生原因,认为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收入差距、财产占有差距和分配不公,尤其财产分布差距扩大幅度超过了收入分布,且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严重偏低;而收入分配结构矛盾的产生机理和原因,作者认为包括体制缺陷、市场缺陷、居民禀赋差异、政策制定、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这几点。之后,作者强调收入分配改革要坚持经典马克思收入分配理论的指导作用,并且在基本分配原则和制度层面、收入分配价值取向层面、制度建设层面、机制构建层面、政府与市场关系层面给出了路径选择方面的建议。
  辽宁大学范洪敏对文章进行了评论,认为文章具有可读性,便于读者了解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范洪敏继而提出了三点需要与作者讨论的问题:(1)作者基于马克思经典收入分配理论视角,研究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主要矛盾与改革路径,但整体联系不够紧密,是否可以沿着马克思经典收入分配理论(包括内容、原则等),分析我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结构矛盾存在的原因,进而指出具体的改革路径。(2)马克思经典收入分配理论与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对于解释我国转型期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有何差异?是否可以延伸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爱兰报告的主题为《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欧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作者首先指出,2004年《经济学家》与2011年BBC某纪录片都提到中国的援助行为是“新殖民主义”。作者通过数据分析图对比了中国与欧盟的对外援助情况,进而提出问题:中国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和欧盟国家有何区别?是否真如欧盟等西方国家所述推行“新殖民主义”?文献综述部分,首先回顾了对外援助的贸易效应研究;随后回顾了关于欧盟等传统援助国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比较研究。从而,作者认为要加强对中国与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的比较研究,基于援助国角度从双边贸易、出口和进口三个方面全方位比较中欧对非援助的贸易效应,并且认为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援助贸易效应较恰当的研究方法。随后,作者对选取的2003-2013年中国/欧盟八国对非洲30个国家的贸易和援助数据,分别进行OLS回归和FGLS回归。研究发现,中国和欧盟国家对非援助均有贸易方面的考虑,通过援助促进贸易并不是中国对非援助的独有特征,更非唯一动机。中国对非援助并不是“新殖民主义”。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有必要积极探索南南合作-南北合作的新模式,加强与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合作,实现三方合作共赢。
  辽宁大学范洪敏报告的主题为《人口老龄化会阻碍中等收入阶段跨越吗?》。范洪敏和穆怀中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是经济增长问题,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会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作者首先通过对1980-2014年86个跨国面板数据经验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根据追赶指数相对指标和人均GDP绝对指标分别选取了20个和19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样本国家和地区,在对部分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发展阶段经验性事实考察的基础上,分别运用有序logit和二值选择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中等收入阶段跨越概率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人口总抚养比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第二,老年抚养比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而少儿抚养比水平的提高则会显著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第三,提高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加大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概率。最后,作者从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以巴西、韩国和中国为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对比发现,在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与韩国仍存在一定差距,但与巴西相比,我国有更大的优势与潜力实现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与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而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作者据此指出,我国应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加大研发投入等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实现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爱兰对报告进行了评论,认为该研究从人口老龄化视角探讨了中等收入阶段跨越问题,是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对正确认识我国中等收入阶段问题并跨越该阶段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有一系列需探讨的问题:(1)人口老龄化与人均GDP之间会相互影响,在logit模型中也需要考虑内生性问题。(2)在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可能性进行分析时,为何选择巴西和韩国作为参照?(3)文章GMM结果得出老年抚养比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logit回归结果中为何却又得出老年抚养比不会显著降低一国进入高收入区间。

分论坛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1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二“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1”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2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经济研究》编辑部陈小亮。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陈创练、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朱军、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王燕武、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高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许志伟为本次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陈创练报告的题目为《时变乘数效应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作者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同时基于时变参数模型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呈减弱趋势;而政府消费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冲击乘数的政策效果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债务发行五年期冲击乘数呈显著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转正为负,表明长期上当前债务发行已对产出呈现弱的抑制效应。作者通过比较累积乘数和现值乘数发现,除政府税收外,其他三类财政政策均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且政府投资乘数最大。根据上述发现,作者认为,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以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不必担心政府消费乘数下滑,但却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不宜过度透支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因为随着政府投资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
  南京财经大学财政与税务学院朱军报告的主题为《财政压力、金融高杠杆与中国最优财政政策规则——兼谈不同应对政策的动态效应与财政政策乘数》。作者注意到,中国各级政府不断积累的债务使得财政压力问题不断凸显,而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危机,中国的政府债务更多地与政府投资驱动的生产行为联系在一起,并具有金融高杠杆的特征。据此,作者构建了含银行部门、资本品供给者等主体的多部门NK-DSGE模型,讨论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研究发现:(1)无论是在实证还是在理论上,财政压力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压力疲软效应”;存在财政压力时,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明显降低,并且随着非线性算法的精确而更加明显。(2)财政压力背景下,财政规则的引入能够显著降低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引入规则后,财政政策应对债务的强度提升,其乘数效应显著增加。(3)从财政政策乘数变化和降低财政压力的视角来看,宏观审慎政策规则应采取“扩展盯住资本价格”更占优。(4)短期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是混合规则,长期最优的财政政策规则是单一的盯住债务的规则。根据研究发现,作者认为在以政府主导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系统中,从长期福利改进的视角出发,实施盯住债务的最优财政政策规则是占优的选择。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王燕武报告的主题为《中国地区间政府支出乘数差异及其解释——基于企业存货投资及区域分布差异视角的研究》。作者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VAR和累计折现乘数式子,测算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支出乘数。研究发现,在控制地区财政要素差异之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的短期乘数约为2.95和0.60;长期累计现值乘数约为4.61和1.61,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相关统计观察、计量检验以及理论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由于企业存货投资对政府支出变化的高需求和边际成本敏感性,越是存货企业(工业企业)集中的区域,政府支出乘数会越大。基于此,作者认为,在企业区位分布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东高西低”的政府支出乘数差异仍将长期存在。为此,缩小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短期内仍有赖于中央转移支付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以数量弥补单位效率的不足;但长远看,则需减少企业投资对政府支出的职能预期,强调政府的民生服务职能,同时,提高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削弱政策效应对工业投资、对工业企业区域分布的依赖。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高然报告的主题为《信贷约束、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作者首先指出,与西方典型的影子银行体系不同,中国式的影子银行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这使其可能具备独特的经济波动特征。作者运用基于符号约束的SVAR模型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周期性特征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不同于商业银行融资规模的顺周期变动,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的变动是逆周期的。作者进而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对我国的银行体系进行刻画,通过引入商业银行的信贷约束机制,解释我国影子银行的逆周期特征。模型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下,中央银行加强对商业银行存贷比指标的监管,促使商业银行将资金转至表外,借由影子银行绕开金融监管,实现监管套利。数值模拟进一步表明,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程度越低,影子银行的逆周期性越强。因此,通过提高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程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其逆周期性,这与近年来监管层对影子银行的一系列规范措施的政策意图是一致的。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许志伟报告的主题为《收入不确定性、资产配置与货币政策选择》。作者将异质性收入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标准的新凯恩斯框架,定量研究了收入不确定性的宏观效应及多种货币政策规则的稳定作用。理论分析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上升时,家庭会预防性地增持流动性资产(货币),并对生产性风险资本的供给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总需求变弱、经济下滑。基于贝叶斯结构的估计发现:收入不确定性冲击是产出和投资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因而是理解经济形势不确定下中国经济周期的重要维度。动态分析表明,与数量型规则相比,以利率为工具的价格型规则由于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价格而具有更好的稳定效果。这一研究为“新常态”时期的经济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分论坛三: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2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三“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2”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7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梅冬州副教授。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罗会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钟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牛梦琦、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梅冬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李文健、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杨耀武为本次分论坛带来了精彩的报告。
 
  湖南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罗会华报告的主题为《世界生产前沿下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与分析》。作者利用PWT9.0数据集,估计了1995-2014年169个经济体构成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在世界生产前沿下测算了中国1995-2014年的TFP增长率,并分解为包含配置效率变化的四部分。作者研究发现:(1)在世界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模型下,测算得到的中国1995-2014年的劳动产出弹性均为负,均值为-0.069,并通过不同模型进行检验发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下考虑不同类型技术进步,劳动产出弹性都为负;(2)在随机因素影响下,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0282,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为68.28%、6.99%和37.90%;如果不考虑随机因素,中国TFP增长率则为0.0184;(3)如果不包含配置效率变化,受规模效率变化为负的影响中国的TFP增长率为-0.0537,但包含配置效率变化的TFP增长率则为0.0282,配置效率变化起到了最大的正向作用,技术进步对TF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40%;(4)在中国劳动产出弹性为负、资本产出弹性仍在上升且存在工资溢价和资源错配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增长在一定区间内对TFP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最后,作者认为,从提升中国TFP增长的视角来看,改变中国低效生产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产出弹性,而提高劳动产出弹性在于资本投入增长以及降低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程度。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张钟文报告的主题为《行业间的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总产出(gross output)行业生产函数的增长核算框架,来衡量行业资源错配对总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进而探索了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行业来源。作者首先采用中国产业生产率数据库(China Industry Productivity, CIP),对中国1980-2012年的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发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年均TFP增长率为0.94%,其中资源再配置效率年平均为0.29%,劳动的再配置效率年平均为0.52%,而资本再配置效率年平均则为-0.22%。作者进一步探索了资源再配置效率的行业来源,发现农林牧渔业和房地产业分别是带来劳动再配置效率和资本再配置效率表现的主要来源。最后,作者分析了国有比重、出口导向政策和政府干预等制度因素对行业间资源再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在工业部门,国有比重、出口比重和税收负担均对资源再配置效率有负向影响,而对非工业部门,这些因素对资源再配置效率呈现正向影响,并且“加入WTO”和“抓大放小”国企改革都有利于提升资源再配置效率。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牛梦琦报告的主题为《资源错配、产能利用与生产率》。作者首先指出,现有研究使用企业收入生产率的分散分布来度量资源错配,但没有考虑到产能利用率变化也会对此有影响。具体而言,由于生产要素利用率的变化被纳入进了收入生产率的测量误差,并且高收入生产率的企业更有激励扩大产能利用率,导致产能利用率和收入生产率正相关,扩大了收入生产率的分布。基于此,作者在Hsieh & Klenow (2009)的核算框架中引入了产能利用率和企业动态决策行为,研究了资源错配程度及其对行业生产率的影响。作者使用NBER-CES制造业数据库校准了模型参数后,利用2005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定量评估。研究发现,与不考虑产能利用率的模型相比,基于考虑产能利用率的模型所测算的实际生产率分布和收入生产率分布的分散程度更小,达到最优配置的再配置程度更低,TFP效率改进降低了30%。作者最后强调,在忽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情况下估计资源错配程度和潜在生产率会产生很大偏误,而作者所提供的在无法直接获得产能利用率数据的情况下,估计产能利用率和潜在生产率的核算框架,可以广泛应用。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梅冬州报告的主题为《外部冲击、土地财政与宏观政策困境》。作者注意到,在外部冲击下导致的资本流出和经济衰退下,我国出现一、二线城市土地供给下降,房价不断走高,民间投资增速却大幅下降的现象。对此,作者构建了一个多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模型中嵌入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同时引入了房地产、重工业和非重工业等部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在放大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同时,导致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难以权衡,陷入两难困境。具体而言,外部负向冲击的紧缩效应使得房价和地价的下降,由于地方政府依赖买卖土地和以土地抵押贷款为自己的开支融资,土地价格的下降导致地方政府收入的急剧下降。地方政府偏向于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倾向,使得地方政府收入下降带来的支出下降将直接影响钢铁水泥等重工业部门的产出和投资,进而对GDP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可以利用未卖出的土地抵押贷款,部分城市土地供给的下降在稳定地价的同时,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抵押贷款收入,进而稳定住地方政府的收入,通过拉动重工业部门的产出和投资来稳定经济。但紧缩土地供给带来的高地价和高房价,会抑制居民消费和住房需求,同时土地价格的上升也使得地方政府利用土地抵押借贷的资金增加,这会提高其他部门获得投资的难度,挤出其他部门的投资。总的来看,作者通过对事实和机制的梳理,发现了土地财政的存在在放大外部冲击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同时,也导致我国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冲突、难以权衡,陷入两难困境。作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真正打破这种政策困境的根本,在于斩断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李文健报告的主题为《城乡二元经济中的最优所得税与商品税问题研究》。作者将城乡二元经济模型为一个劳动力自由流动且工资内生的两部门经济,并将高收入低要素替代弹性的部门视为城市,低收入高要素替代弹性的部门视为农村。研究发现,一般均衡下最优所得税边际税率是较为平坦的,与此同时需要对城市部门征收较高的商品税。在数值分析中,作者发现给定城市的参数不变,最优商品税税率差距随着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要素替代弹性差距的扩大而减小。最优所得税边际税率则随着部门间要素替代弹性差距的提高而变得平坦。作者最后探讨了相关研究发现在最优的空间税和最优的资本税等问题上的应用。
  中国证监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杨耀武报告的主题为《房产财富与金融财富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作者通过构建两期的世代交替模型,在个体优化决策的基础上加总得到社会总消费,并将总消费表示成社会总收入、金融财富和房产财富的函数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房价涨幅、金融资产收益率、购房抵押贷款首付比例以及有无反向抵押贷款政策等因素对居民财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利用2002-2016年的中国宏观季度数据,检验了我国现阶段房产财富与金融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金融财富和房产财富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房产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金融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

分论坛四:公共经济理论与实践1


  2017年9月23日下午,分论坛四“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1”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208室举行。分论坛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薛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梁平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吴敏、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曹志奇为本场分论坛带来了精彩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薛畅报告的主题为《从政履历是否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步性》。作者利用中国1993-2014年期间省级数据,研究省委书记及省长的从政履历的相似性是否影响省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同步性。实证结果表明,如果两地省级地方官员都经历过中央工作经历,两地的经济增长同步性趋于提高。然而,地方官员在异地省区的工作经历几乎未能显著提升原任省区和现任省区之间的经济同步性。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央加强中央部门与地方干部的任职交流对增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梁平汉报告的主题为《地方领导人社会关系、晋升激励与政府行为》。作者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独特的党委书记-行政首脑二元结构上,探讨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何塑造晋升激励,从而影响辖区经济绩效。结合竞赛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作者把同一地区的领导人看作一个团队,构造了团队间竞争博弈模型。模型结果表明,团队内部成员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可以提高成员的努力程度,解决“搭便车”问题。实验经济学的证据表明,社会关系会弱化竞争强度,减少努力程度。因此理论模型预测地方领导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弱化晋升激励的效果,从而对辖区绩效造成负面影响。作者利用1990-2014年的省委书记——省长经历信息及省级经济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发现,当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时,辖区内的投资水平显著下降,随后几年当地的污染、土地违法和腐败水平出现上升,这与理论预测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吴敏报告的主题为《政治激励与城市维护建设:公共品可见性的视角》。作者采用任期刻画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从公共品可见性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激励对城市维护建设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与可见型公共品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最高点出现在约第三年。地方官员任期与不可见型公共品之间不存在类似的关系。进一步的估计结果显示,上任时年龄小于55岁的年轻市委书记在可见型公共品上的投入增速更快;上任时年龄大于等于55岁的大龄市委书记任期与可见型公共品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根据发现,作者指出多元化的官员考核体系有利于城市全面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刘瑞明报告的主题为《舆论监督、政府治理与外商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电视问政”的准自然实验》。作者利用1993-2013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电视问政”作为上级政府利用媒体监督下级政府的一种方式,改善了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通过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显著地促进了FDI的流入。并且,“电视问政”对FDI的吸引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电视直播比电视录播对FDI的吸引作用更强;月度、季度、年度大型节目比日常节目的效果更强;当有纪委等监察部门作为节目主办方时,节目的效果更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曹志奇报告的题目是《同业交流与创新表现:基于期刊举办学术会议视角》。作者基于企业研发和学术科研之间高度的相似性,以学术会议为背景,研究了同业交流对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学术会议对科研人员的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扩大了科研人员的合作网络。同时,邻近高校科研人员比偏远高校科研人员受益更多,即存在“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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