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简介：《新政治经济学讲义》，汪丁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该书以汪丁丁教授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在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

 

    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政治经济学，我们都很熟悉。在官方语境里，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区分开来。在经济学萌芽之初的一百年，它的正式名称始终带有“政治”二字。那么，汪丁丁的这门“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我的理解，第一，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承接着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与新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对政治过程进行逻辑上的理论思索和效果上的实证检验。第二，在中国，汪丁丁的这门课，着眼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带给我们的“中国问题”，通过考察历史实践，为我们如何能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述说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第二个思路的背后，实际上是汪丁丁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所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2009-2011年的秋天，我三次坐在这门课的课堂里，身份从旁听生、注册生，到义务助教。这三年里，我在丁丁老师的课堂接触到的内容与别的课堂几乎全然不同。本书序言里说，这门课有“六种不同的开端”，不是虚言。比如，2009年，就是按照第四种思路，在介绍了基本的理论和思路之后，丁丁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出整整一黑板的热门现实议题，从环境、民工荒、民族主义，到公权力限制，剩下的时间里，结合同学的报告，探讨理论上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有何后果，如何求解。
    正因如此，这本基于2012年课堂的讲义，实际上是大约八年课程的浓缩。它与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一样，具有丁丁老师组织课堂和讲义的一贯风格。为这样一部大书撰写书评，我的知识储备自然是远不够的。但因为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课堂具体情境的体验，所以希望这篇读后感能以通俗的角度阐释丁丁老师的一些思路，帮助像我一样的学生更容易理解本书。
    读完这本书，是很难的。看看附赠的那本精致的心智地图集，就可知道。从2010年起，丁丁老师就开始在北大的课堂里使用iPad备课和授课。此前一直是大量手写的幻灯片，加上简单的心智地图。新技术使得丁丁老师发散的思维更加不受约束，而且探索出了一套颇有讲究的技术组合。摊开这张宏大的地图，逆时针方向的一圈，描出了课程的思路；字体越大、颜色越醒目的内容，当然越重要；继续放大，是关键文献的核心段落。对这个不断膨胀的地图的最终约束，是有限的内存和可忍受的反应速度——如果有更快的设备，他肯定会做出大一倍的地图来！如果读者对其中的局部论点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明白本书要说什么。但放在这里的大部分文章和书目，都是丁丁老师从海量的研究作品里精选出来的，别处不容易见到。于是，读书或者听课便容易有这种感觉：读着读着，觉得这些思想都很有意思，但不知不觉就忘了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了。重视细节，并始终记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讨论适用的边界保持清醒，这是丁丁老师一直强调的。
    那么，哪些问题是新政治经济学关心的？简单地说，只要我们超越了最简单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考虑多人的共同决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如何加总个人偏好，如何评估不同的集体决策机制，是否存在某种能评价某个机制是“好”还是“坏”的标准或原则，如何把理论上“好”的或者是“更好”的机制变成实践，这些就是公共选择涉及的问题。更进一步，个人偏好里的哪些是可以进行加总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如何权衡？本书的前六讲围绕这些问题，关注奈特、阿罗、布坎南和森这几位经济学大家，来阐释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答案。
    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在一些应该具备的约束下，唯一符合这些理想约束的决策机制就是独裁。因而对于不同的决策机制（或者政治制度），一般而言，在效率、公平、自由这三方面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威权政府常常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公平的，但容易缺少自由；极端民主的社会非常自由，但肯定缺乏效率，至于是否公平，不容易下定论。至于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变迁，仅从近五百年的各国历史来看，我们就知道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多复杂了：为什么英国能经由光荣革命而平稳变迁，法国就不行？为什么中国一百年前的各种转型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在文化、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地理因素、外部环境这诸多原因之中，有最关键的一个或几个吗？如果有，可能的影响渠道是什么？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演化路径又是什么？或者，我们只能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诉诸于偶然性来解释。
    以上讨论中的用词，如“偏好”、“民主”、“政治制度”等，还仅仅是在常识的意义上，非常粗糙。丁丁老师深受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的影响，因而在用词上异常精准，对核心概念都会溯本求源，常常要从中文、英文一直追溯到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含义。初读容易失去耐心，但细心读后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对语词意义的考证，概念本身的含义、它所包含的问题和重要性、可能的求解方向，都已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第33页对“自由”一词的考证，第20、29页和第四讲前两节中对“正义”概念的考察，这些概念史的展开，几乎就是学科的发展史。
    前面六讲，大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尽管这些探讨是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但课上常常会结合同学熟悉的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加上讲义保留了课堂师生对话的原貌，读者就不难理解该如何把这些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第七讲是实践智慧。在课程从抽象理论转到中国问题之前，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探讨各个思想传统中的实践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连贯，但其实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认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有两点：
    第一，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政治理论的思考，根本上是源于实践智慧的，它的对立面是“理论智慧”，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或者金岳霖概括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势”和“理”的区分。实践智慧正是对于“势”的判断。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总是能在重要时刻准确判断高层“气氛”，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策略，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关键。这里对“气氛”的判断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一门“技艺”，而非“理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参与转型的各阶层具有对“势”的清晰判断，重视并尊重“常识”。
    第二，实践智慧是东西方几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中共通的部分，因而在这个层面，东西方可以更直接地对话并相互借鉴。主要援引余英时和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丁丁老师试图告诉我们，关于政治实践，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士人”文化值得重视。其次，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个人内在世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的强调，对西方这样一个稳态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似乎是解决每个人的“人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于中国当下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对“人心”和性情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完成社会重建的过程。
    最后一讲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问题”？读者在最后附上的长文中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迁的特征、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重问题的交织，中国问题更具复杂性。经过多年的观察，丁丁老师的分析深刻、表达独特，读者最好自己一窥究竟。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2012年，我出国读书，每周末下载丁丁老师的最新课件来读，当作额外自修的一门课。2013年，丁丁老师的这部讲义终于完成写作，出版了。我在学期的中间，断断续续地把这部讲义读完。在国外，有机会深入体验西方稳态制度的各种细节，更加认同他想强调的实践智慧的重要，也更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些的复杂性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强。
    有过国外生活体验的读者，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同意，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外，他的许多独特表达，也会让人有类似顿悟的感觉，比如我喜欢的这一句：“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