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简介：《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阿格尼丝•贝纳西-奎里，贝努瓦•科尔 皮埃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 出版。该书覆盖了所有重要的国内与国际政策制定领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金融与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政策。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还专门讨论了金融危机的教训。

 

    一、经济政策入门
    1、研究方法
    经济政策研究大体上有三种可选的方法。一是实证经济学，指经济学家基于旁观者的角度，研究公共政策对个人行为乃经济的影响。二是规范经济学，指经济学家根据已有的专业知识，判断哪套方案能够最好地达成明确的公共政策目标。但规范经济学需要面对一系列困难：（1）定义政策目标，并在不同目标间做出权衡；（2）在一个次优世界中，正确决策的不确定性；（3）信息不对称。这使得规范经济学充满了实证经济学不必面临的棘手问题。三是政治经济学，指经济学家将公共政策本身作为研究主题，找出并探讨经济政策的决定因素。
    2、政策制定者做什么？
    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工作被分为以下六类：为经济活动制定并实施法规，税收和支出，发行和管理货币，提供产品和服务，解决问题或假装在解决问题，与其他国家协商。但通常，对于不同国家和时期，经济政策的含义会有所不同。因此，谈论“经济政策”时，需要找到制定经济政策的共性，将其放在统一的框架中去理解。
    首先，要区分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制度。目标通常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实现充分就业、维持物价稳、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等等，有时官方文件会给出明确的政策目标。传统的政策工具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时候还必须依赖微观经济工具，如对家庭和企业直接或间接的税收、补贴和社会转移支付等。制度则直接影响市场均衡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产品、劳动力、资本市场的组织或经济政策决策框架的持久特性被称为制度。
    然后，经济政策可以看作是一连串的权衡。丁伯根法则告诉我们，如果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需要同等数量的政策工具。后来威廉布赖•纳德指出，最优政策的解应考虑到传导机制的参数和目标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这就为使用多个政策工具、实现单一目标开了先河。然而，政府通常有很多目标，但政策工具总是有限的。因此，权衡成了政策制定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失业率和通货膨化之间相互权衡的关系。经济学家的责任是强调和量化这种权衡，政策制定者的责任是根据集体偏好选择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组合。
    经济政策的制定有时会涉及到改变制度，也就是结构改革。一般来说，结构改革的目的，是通过改变制度来改进经济政策的权衡。结构改革不等同于供给方面的政策。让中央银行具备独特性，选择新的货币制度，或者采用新的预算政策框架都是真正的结构改革，因为它们通过使相应曲线向外移动，从而改进不同目标间现有的权衡关系。相反，税率的改变主要是供给政策，但不具有结构改革的特点。但自1980s以来，发达经济体实施的很多结构改革，具有供给面的特点。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结构改革的标准概念为结构调整。一般认为，结构改革在短期产生负作用，长期才产生效果。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效应会带来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
    二、为什么要公共干预？如何干预？
    经济政策具备三种基本功能：资源配置，指影响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部门或地区分布；宏观经济稳定，旨在应对使经济体偏离其内部均衡（定义为物价稳定下的充分就业）的外部冲击；收入再分配，累进税政策、社会转移支付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工具。这三种功能，也是为什么要进行公共干预的三个原因。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证明了任何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但要想达到真正的竞争均衡需要有：严格的竞争市场，而且这个市场需要一系列的完备条件，比如任何商品在任何时间都能够进行交易，以及完全信息。对其中任何一个假设条件提出挑战，都可以为公共干预提供理由。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干预原因有：竞争是不完全的，例如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这时公共干预能够以重塑完全竞争环境为目标；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效应，而经济对策可以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使竞争的结果达到最优；信息是不完备的，这会导致逆向选择的结果，而公共政策可以促进市场相关信息的披露，改善信息的不完备；市场是不完备的，这指的是市场环节的缺失，例如教育信贷市场等，而政府可以创造新的市场，弥补这些空白。
    从稳定角度出发的干预，则是为了让经济避免在短期内偏离市场均衡。凯恩斯提出两个干预理由：动物精神，工资和价格的名义刚性。在凯恩斯眼中，个人不稳定性与无效的市场自我修复机制，这两者的结合，为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以实现平滑经济波动、防止经济萧条。但动物精神的假设至今仍与基本的经济学假设相矛盾，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才为名义刚性找到具有说服力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解释：对于某个冲击，微观经济主体通过改变价格应对获得的收益，要比相应的宏观收益小得多。当代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总供求框架，来帮助思考稳定政策的作用。在这一框架下，货币或财政刺激只影响需求曲线的位置，从而可以抵消需求冲击，但在应对供给冲击方面无济于事。而需求政策的有效性又取决于短期供给曲线的斜率。如果名义刚性普遍存在，短期供给曲线近乎平直，这将使得需求政策效果显著；但如果工资极易根据价格发生变动，而同时工资也会快速对事业做出调整，则短期供给曲线近乎垂直，从而使需求政策接近无效。现实中的情况会更加微妙，因为我们并不确切地了解经济结构。在这些问题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备受争议。
    从再分配角度出发的干预，核心论据是：即使市场决定的收入分配处于帕累托均衡，但是这种均衡并不必然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这时候干预的主要动机源自纯粹的公平性考虑；这与分配、稳定方面的干预不同，这两者的干预动机是由于市场运行结果本身缺乏效率。公平问题和效率问题有时可以完全分开考虑，条件是政府有能力在不影响经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改变收入分配。但有时候，税收和转移支付会改变经济激励机制，从而影响市场均衡。这时公平问题就无法与效率问题分开考虑了，政府在再分配时就需要考虑公平、效率的权衡。
    三、经济政策评估
    1、决策的评判标准
    经济政策大都以居民家庭的满意度为目标，经济学家称之为效用。评判政策要用到跨期分析的方法，如何选择贴现率至关重要。进一步的研究又需要将异质性个体的效用进行加总，但这非常困难：所有个体的效用权重是否必须相等？是否允许一些人福利的减少，从而增加另一些人的福利呢？换言之，如何选择一个社会福利函数？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规范经济学。
    实践中需要用单独的、不同概念的工具对资源配置、稳定和再分配这三方面的经济政策进行评估。社会福利函数普遍应用于评估资源配置的政策，局部均衡分析是最简单的分析方法，仅考虑政策对其产生直接影响的部门，而忽略部门间的相互作用。当局部均衡不适用时，就必须使用一般均衡分析，将部门间的互动影响纳入考虑。稳定政策的分析通常以宏观经济损失函数为基础。政府或货币当局的目标是使得损失函数的值达到最小化。在再分配方面，具体决定的分析几乎从不使用社会福利函数，而是依赖于对不平等数据指标的分析，如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等指标。
    2、事后评估和实验
    前述的标准都是基于模型做政策评估，属于事前行为。卢卡斯批判指出，当改革内容包含结构性特点时，而且改革方式并不是简单复制历史经验的时候，事前评估就无法使用。这时就需要对政策需要进行真正的事后评估，这就依赖于自然实验。自然实验使得对比以下两组之间的行为差异成为可能：其一，受到政策改变影响的个体行为，其二，那些本来境况相似，但是没有受到政策变化影响的个体行为。在一些国家，政策决策者也使用受控实验来评估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3、并发影响
    经济政策的决策通常受到来自多个维度的影响。资源配置、稳定和再分配这三大经济政策功能经常会同时发生作用。往往为了在某个方面达到正面效果要采取一项政策，即使这项政策也会引起其他方面的负面效果，这时候就面临着权衡取舍的问题。最后，政策效果是正是负并不总是一目了然。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就是一个例子。有人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因为不平等使得一部分人可以储蓄并积累资本，或因创新所创造的租金能够使创新者本人受益。而中国证明了这一关系。但也有人认为，不平等将损害经济增长，因为它使得最穷的群体无法获得教育、医疗，从而增加社会、政治动荡的风险。拉丁美洲是这一关系的典型例子。
    （节选自《〈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概述》，原文载于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