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债务危机的根源是否在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对此，文章首先回顾世界范围内和我国福利制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经验；之后，在区分不同福利模式的基础上，分析社会保障资金与国家主权债务的不同关系；进一步地，通过引入福利内生性增长的概念，以主权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为研究对象，区分导致福利开支增加的内生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最后，提出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启示。
      一、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历史的经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福利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规律，即当一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动力不足或出现发展停滞时，福利制度一方面可以发挥保障性作用，即通过维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防止其落入贫困境地，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刺激性作用，即通过转移性收入分配，提振人们的消费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尽快摆脱经济停滞的局面。19世纪末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以及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的历史事实说明，福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不是经济危机的致因，而且常常成为缓解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发展的良方。
      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但是，在我国近三十年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却也体现出了相同的规律。1997年年底，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面对经济发展遭遇多重困难，我国政府果断采取了以“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措施，初步搭建起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框架。这些制度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险，防止了社会危机的出现，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经济转轨的成本，促进了经济的复苏。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严峻挑战，迫切要求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外贸拉动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而加强以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民生建设就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落脚点。

      二、不同类型福利制度与国家债务关系的理论分析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在福利制度建设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逐步形成了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福利模式，以北欧诸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型福利模式和以智利为代表的个人储蓄型福利模式三种完全不同的福利体制。这三种福利模式的基本特征完全不同，不同福利模式中的资金与国家财政资金的关系也完全不同。
      社会保险型福利模式是以社会保险缴费为基础，通过现收现付的财务模式实现代与代之间和群体之间资金转移支付的福利模式。社会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劳资双方，政府仅仅发挥担保作用；社会保险的待遇水平与缴费基数、缴费年限紧密相关，追求资金的自我平衡，社会保险资金与财政资金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社会保险体制中，财政资金与社会保险基金相互独立，国家不承诺福利待遇的水平，财政对社会福利事业的支出比例相对固定，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负担，更不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福利国家型模式是继社会保险型模式之后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福利模式。英国是福利国家型模式的诞生地。普遍化与均等化是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特征。所谓普遍化，就是覆盖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劳动者；覆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项目，而不仅仅是收入风险。所谓均等化，就是通过社会保障税实现缴费的均等，通过统一给付标准实现待遇的均等。由于福利国家型模式下社会保障支出直接来源于财政资金，因此，存在因福利支出开支规模增大而导致财政压力。并进一步引起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福利国家的代表和典型，英国和北欧诸国的主权债务水平却远远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未遭遇主权债务危机，这说明福利国家型模式也并非必然导致主权债务危机。
      三、福利开支增长：内生性与外生性
     上述结果表明，福利制度与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福利水平的增长是否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呢？文章通过引入福利的“内生性增长”概念，以福利制度中最重要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例，以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希腊为研究对象，对福利开支的内生性增长与外生性增长进行具体分析。
      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例，养老金开支的计算公式为：养老金开支＝总人口×老龄化程度×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养老金替代率。其中，领取养老金的总人数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是由一国的老龄化程度决定的，而老龄化是人口出生率下降与预期寿命延长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属于内生性变量；养老金的水平是由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养老金替代率共同决定的，其中，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属于内生性变量，但由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会同时对缴费水平和待遇给付水平产生影响，所以在社会保险体制下不会对养老金支出总量产生影响，但在福利国家体制下，会对养老金支出总量产生影响。养老金替代率是制度设计的结果，属于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导致的养老金增长是无法避免的，而根据养老金制度自我平衡的原则，应当减小并逐步消除外生性变量的变化(如随意调整替代率)对养老金支出的影响。
      文章通过选取典型的福利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英国)和典型的社会保险国家(德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作为样本，并通过与希腊的对比，来具体分析由老龄化导致的福利内生性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老龄化程度加快作为内生性变量，客观上会导致福利开支的增加，但如果该国保持了较为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可以有效地支撑福利制度的顺利运行。然而，希腊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却面临经济增长的放缓，因此，无法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支持福利制度的发展。因此，从逻辑上说，是希腊的经济政策偏差与产业结构失衡导致了经济发展放缓，并影响了福利制度的正常发展，而绝非是福利制度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
      希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局，其原因在于，一国内部的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和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影响了国家理性的政策学习过程，导致了非理性的福利膨胀。这种类型的福利开支增加显然不是福利的内生性增长造成的，而是外部因素干预的结果，是不遵循社会福利制度客观发展规律的结果。因此，由于外生性因素导致的福利开支增加，并由此导致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并非福利制度客观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一国内部政党竞争和外部非理性福利竞争的双重作用下，违背福利制度发展规律的结果。
      四、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国内外社会保障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历史进程充分说明，福利制度从未成为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的致因，却往往通过发挥保障性功能和激励性功能，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帮助一国摆脱经济低迷状态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初级阶段，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才初步形成，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总体还比较低，因此，绝不能因为欧债危机的发生而放缓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国民社会保障待遇的进程。
      第二，在不同的福利模式下，社会保障资金与国家财政资金的关系是不同的，对国家主权债务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我国正在形成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坚持这种正确的制度模式。与此同时，我国的新农保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则部分地采取了福利国家的运行模式，针对这种情况，应当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防止恶性福利竞争局面的出现。
      第三，福利开支的增长可以被区分为由老龄化所导致的内生性增长和由替代率导致的外生性增长。虽然老龄化导致的内生性增长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只要有经济增长的有力支撑，就可以维持福利开支的内生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福利开支也会出现相应的内生性增长。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应该通过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的长期与可持续发展，为福利开支的内生性增长提供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应当将近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转变为国民福利，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我国于2000年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并将历年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固定划拨到该理事会，形成战略储备基金，以应对本世纪中叶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财政支出压力，就是一个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意义的做法。
      第四，在一国内部竞争型政党政治与外部区域一体化等外生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盲目的政策攀比使希腊选择了与本国国情不相适应的福利国家型模式，同时，希腊没有严格遵循福利国家的内在发展规律，确定了过高的养老金替代率，对国家财政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这个教训值得中国认真研究。

作者：鲁全，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京),2012.3
原文约12700字
原题《欧债危机是社会保障制度导致的吗？———基于福利模式与福利增长动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