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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扩大总需求下的结构性改革
时间:2016-10-24       稿件来源:经济观察研究院
    学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经济形势
    针对从2010年以后我们经济的持续下滑,而且似乎还没有触底回升的情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经济下滑主要是国内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造成的,好像很有说服力。从体制上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政策目标,很多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还没有完全消除,从现代经济学来看,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只要政府有干预,一定会有租和寻租,也一定有效率的损失。
    还有机制问题。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成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在我们经济中的比重还很高,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现在经济继续下滑,不就代表这是不可持续吗?还有一些结构问题,产能过剩、库存太多、杠杆率太高、政府的各种高额税费,还有各种短板,这些都有经济代价的。
    我个人认为,下滑更多的是因为外部性跟周期性。这很容易证明,其他相同发展程度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也都下滑了,而且同一个时间里,下滑幅度都比我们高,但它们中很多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了。比如说巴西,原来就是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像俄罗斯,都全盘私有化。另外我们说投资太多,它们投资不多啊,消费的比重很高啊。我们所说的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的问题它们都不存在,我们说钢筋水泥电解铝产能过多,它们这些产业基本上都是严重不足,怎么也跟我们一样下滑,下滑幅度比我们还大?不仅是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东亚一些高收入表现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也是从2010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滑幅度也比我们快。我想,如果说它们没有结构、机制、体制问题但也下滑的话,那一定有这之外的共同原因,一个是外部性,一个是周期性。
    如何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呢?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像日本,经历长达十年二十年的增长疲软,它之所以发生危机,一定有结构性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会发生危机,但是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会非常慢,发达国家要的结构性改革,内涵跟我们不完全一样,同样是结构性改革,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降低工资、福利、减少政府财政、金融机构去杠杆,这些短期都是压缩性的。如果正常推行的话,经济增速会更低,失业率会提高,但是现在失业率已经这么高了,要推行很难。
    我们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比,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也有结构性问题,有推行结构性改革的领导力。过去老是把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对立,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扩大总需求跟结构性改革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进行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基础设施也有很多不足,有时候不足也会成为投资机会。扩大总需求和补短板可以结合在一起,并不矛盾。如果说我们预期未来外面的需求少,结构性改革就要从补短板开始。补短板就要投资,对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需求就增加,产能过剩就少了。而且如果它需求多了,企业的盈利就会好,它过去借的钱就能还,杠杆力就下降了。如果说我们能够从补短板开始,然后再加上降成本,维持6.5%以上的增长,我认为完全有条件,并且我们的经济也会更健康。具体怎样推进补短板,我觉得需要改变一些观念,比如,我们把投资跟消费完全对立,认为我们过去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你想想看,我们现在过剩产能的部门能吃吗?好像不能吃吧。因为大部分是在建材部门,所以增加消费的话,不能减少那些钢筋、水泥、电解铝的产能。
    反过来,投资增长一定就增加产能过剩吗?不会,发达国家也许会,因为发达国家没有新的部门投资,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它现在需要减少的是产能过剩,它如果要投资的话,都是现在已经产生过剩的部门,虽然可能有一两个新的部门,像3D打印、电动汽车等,但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而且那些技术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而发展中国家,既使现有的部门都产生过剩,还可以投资到产业升级的部门,机会很多。所以一提投资就认为会增加产能过剩是不对的,补短板的投资不仅不会造成产能过剩,还可以减少产能过剩。
    我们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要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再结合中央提出的“适度扩大总需求”。这种总需求是结合了补短板的需求,是可以疏解现在过剩产能的需求。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民间的投资就会有信心,因为大家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好。
    加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不会再去投资那些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那方面有产能过剩,而且我们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我们要投资技术含量更高的,现在靠进口的那些。我们在投资这些产业的时候,除了钢筋水泥之外,也要机器设备,机器设备会从比我们更发达的国家进口,这也给它们创造了市场。
    在2008年危机之后,2009年我就开始提出基础设施的投资。过去发展中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通常会去跟国际货币组织借钱,要不就请求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会给他们开出这样的药方,第一进行结构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第二结构性改革,在短期通常是压缩性的,会减少投资,减少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减少就业,可是发生危机的国家通常都是失业率很高,增长率也很慢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过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建议他们货币大量贬值,利用贬值创造出口,由外国需求增加就业,来对冲结构性改革的收缩,这两个政策的推行要一段时间,政策还没有完全发生效用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一笔贷款,渡过短期的难关。
    这一次这套政策在发达国家不适用,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比如说像南欧国家,它有主权债务危机,它应该进行结构性改革,应该减少福利,应该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但是它自己没有货币,不能贬值来增加出口,它是在欧元区,那能不能欧元整体贬值,来给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不行。因为他们都是发达国家,他们的产品是跟美国跟日本竞争的,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说欧元贬值来增加欧元区的出口,给这些南欧国家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它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取代的是美国的市场,美国出口减少失业就要增加,美国会接受吗?日本会接受吗?那就会出现所谓竞争性的贬值,所以结果大家都没有办法以贬值的方式来创造国外市场,给自己的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所以我对发达国家的复苏会比较悲观,但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呢?其实有替代方案,就是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中国家不是有基础设施的瓶颈吗?从某种程度来讲,发达国家也有,如果他们多做一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有各种研究,发展中国家每投资一块钱,就会增加7毛钱的进口,当中有三毛五分钱来自于发达国家,所以如果有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那它会给发达国家创造足够大的出口需求,也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增长的瓶颈,对发展中国家有好处。我是在2009年初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开始提出这个建议,当时大家还不太注意,但现在越来越多赞成这个观点了。
    我想,现在很多问题其实是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提出“一带一路”,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们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瓶颈,另一方面也带来全球需求的增加。如果规模足够大的话,可能可以帮助发达国家避免像日本那样“失去的20年”的经济低迷。
    需要破除“西天取经”的心态
    传统上我们都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问题,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好,水平比较高,他们成功一定有道理。不仅是中国的知识界,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和很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界的交往当中,发现大家都普遍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但是这种心态有可能是不正确的。
    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都是在发达国家的经验上总结的,发达国家的条件跟发展中国家不一样,拿到发展中国家来用的话,就可能遇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
    从国际的发展经验来看,二战以后,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理论去做而获得成功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不管是发展还是转型,他们的理论政策从当时主流理论来看都是错的,但他们成功了。
    20世纪90年代时,大家都认为政府引导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很多人认为应该一下子把之前的扭曲全取消掉,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而那种“半吊子的,一方面继续保持各种干预,另一方面又让市场发挥作用”的双轨渐进改革是最糟糕的。但是,现在少数成功的,在转型过程中既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正是这些在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最糟糕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应该反思。
    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和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区别
    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种反思过程当中产生的。成功和失败一样都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发达国家的成功,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功,或者是发展中国家的失败,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新结构经济学跟过去的经济学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做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看发达国家什么东西能做好,试图去模仿发达国家,新结构经济学却是先看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节选自《林毅夫:扩大总需求下的结构性改革》,原文载于经济观察研究院,作者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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