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1日晚至12日，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IIF）举办首届年会，主题聚焦“数字时代的中国普惠金融”。
    当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包容性理念相结合，在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促进就业、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新的挑战和风险也随之出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都有哪些实践经验？如何寻找发现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机遇？怎样应对普惠金融带来的挑战？本次年会上，IIF连续发布三份课题报告，试图从数字金融的普惠价值、传统金融机构转型发展、互联网金融的舆论认知和社会基础等方面讨论并回答上述问题。
    2016年11月11日晚，《数字科技推动普惠金融》课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1”）。《报告1》受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委托，由IIF课题组自主完成。《报告1》总结了当下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实践，对该行业普遍性的问题与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当晚，黄益平等课题组成员就该课题报告进行了演讲，来多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报告涉及的领域进行了热烈讨论。《报告1》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证据充分证明了数字金融的普惠价值。该指数从2011年的40提高到2015年的220，年均增长53%。分省指数呈现较大的差异，但差距在迅速缩小。地、县两级的分指数也都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地区差异迅速缩小的事实。
    但是，目前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报告1》分析了我国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遇到的诸多困难：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还不够“普惠”；第二，数字技术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改善；第三，监管要么不设门槛、要么不发新牌照；第四，数字普惠金融已成风险高发区；第五，数字安全存在明显隐患；第六，缺乏一套覆盖面广、效率高的全国征信系统。
   《报告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很多问题的产生，都与监管缺位或者监管不当有关。为了保障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框架。但必须注意的是，监管不是管死，而是在创新与风险中间取得平衡。如何平衡？根据数字普惠金融的特点，《报告1》就构建监管政策框架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统一监管标准和框架；二是实行综合监管与功能监管；三是设立进入门槛和退出机制；四是建立适当的信息披露标准；五是与时俱进地调整法律监管政策；六是完善统一、开放的征信系统；七是加强投资者教育与消费者保护；八是实行高标准、开放的信息安全制度。
    12日上午，孙天琦就该报告进行点评认为，《报告1》对于促进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在中国的进一步落实具有积极作用。他建议，可以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站在更长历史横轴上观察我国科学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应用，并且强调，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在实行综合监管、功能监管的同时，更应实施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此外，如何帮助弱势群体消除数字鸿沟，也是课题组未来应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
    商行如何抓住互联网带来的转型机遇？在数字技术时代，跨领域数据的交叉融合和数据的流动使得许多传统行业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金融业因其自身对数据高度依赖的特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工具进行转型和创新已成为一种趋势。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余额宝、P2P、众筹以及第三方支付等形式似乎加速了“金融脱媒化”的进程。在内外因素的激励下，商业银行转型迫在眉睫。12日上午，谢绚丽代表相关课题组发布了课题报告《商业银行互联网战略转型研究》（以下简称“报告2”）。《报告2》从认知、组织、业务三个层面总结了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的战略反应。此基础上，《报告2》将2010-2014年至少具有一年完整年报的银行进行保留，通过认知、组织、与产品三个维度，构建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转型指数，并最终展示了如下中国商业银行互联网转型战略的图景。
    李礼辉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他从“四马难追”（马蔚华、马明哲、马云、马化腾）的故事讲起，认为不光互联网企业可以成功杀入金融领域，传统金融机构只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同样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年会期间，来自政商学三界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专家们，就中国互联网财富管理的智能时代、后监管时代的P2P行业变革与挑战、金融大数据的创新与风控以及互联网金融监管如何平衡创新与风险等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