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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学术成果发布
时间:2016-03-01       稿件来源: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 王学龙、袁易明

    经济发展是阶段性演进的过程。《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要素驱动阶段、效率驱动阶段和创新驱动阶段。每个发展阶段对应着一定的人均GDP水平。要素驱动阶段的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效率驱动阶段的人均GDP高于3000美元低于9000美元,创新驱动阶段的人均GDP高于17000美元。在效率驱动阶段,通过制度变革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价值,是一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价值,是此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
    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进入了需要特别重视人力资本的发展阶段。从人力资本这个角度来看,社会的公平性与经济转型存在着密切联系。人力资本价值的发挥涉及两个方面的话题。第一个方面,合适的人是否能够流动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如果人才与工作岗位错配,有两个结果。要么,低才能的人占据了高要求的岗位无法胜任;要么,高才能的人屈居于低级岗位,造成人才浪费。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损失。这个话题对应着劳动力市场公平竞争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在特定岗位上的人能否充分发挥其人力资本所蕴含的价值。人力资本不同于实物资本,根本原因在于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力资本的概念仅仅描述了一个人才能的边界。如果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不足,人力资本的最大潜能则无法展现。调动人才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涉及到社会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只有较为公平的社会制度得以实现,经济社会才能持续进步。
    反映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变量是代际流动性。深入分析我国代际流动性的趋势与原因,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之变迁:趋势与原因》一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60后、70后与80后城镇居民代际流动性变迁的趋势与原因。基本结论如下:代际流动性在60后、70后与80后群体间呈先降后升趋势,60后代际流动性最高,70后代际流动性最低,80后代际流动性居中。
    我们结合历史背景,在Blau & Duncan(1967)的OED理论框架下,阐释了代际流动性变迁的原因。文章对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变量归类为家庭背景、教育和就业三个层次。家庭背景差异越大,教育越不平等,教育回报率越高且就业竞争越大,则代际流动性越低。据此可以构建历史变量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
    60后的父辈主要是40后,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因此60后的家庭背景比较平等。60后由于受“文革”影响,普遍受教育水平较低。60后主体参加工作时,恰恰是废除“子女顶替就业制度”开始自主择业之时。综合上述因素,60后家庭背景对择业影响较弱,导致60后群体代际流动性较高。
    70后的父辈主要是50后,50后在40岁时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发展,收入差距开始拉大。这意味着70后的家庭背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始分化,为家庭背景影响子女就业提供了基本条件。70后主体接受教育的时期,中国教育开始扩张。但教育的扩张并非平均惠及所有人群。根据“最大化维持不平等假设”(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教育扩张并不能导致教育机会分配平等化,教育扩张创造的新教育机会通常被优势阶层占据;仅当优势阶层在某级别的教育达饱和后,该级别的教育不平等才会下降。因此,教育初步扩张会加剧家庭背景的影响。70后就业环境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而日益市场化,教育回报率不断提升,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加大。家庭背景、教育和就业三因素叠加,使70后的父辈对子女职业影响较大,因而代际流动性降低。
    80后家庭背景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分化,但80后的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所提升。这主要是由于教育和就业两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80后处于教育资源膨胀,教育走向大众化的阶段,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有所改善。就业方面,80后主体参加工作时是2000年之后,户籍制度约束不断放松,民营经济迅速发展。户籍制度放松促进了劳动力自由迁徙;而劳动力自由迁徙能够显著提升代际流动性。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使社会经济结构和职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为80后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积极因素导致80后的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所改善。
    教育是影响职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且重要性随时代演进而增强;教育不平等效应对不同年龄群组的代际流动性变迁具有重要影响。教育不平等效应由三方面因素决定:家庭背景差异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教育体系不平等程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从这三个因素来分析,中国社会未来代际流动性面临严峻挑战。从家庭背景因素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由一个全世界最公平的社会变为最不公平的社会,家庭之间差异巨大。从教育体系不平等来看,虽然教育覆盖率越来越高,但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并不公平。当教育供给提升时,普通教育资源的投入回报率将因教育供给提升而降低;优质教育资源因其稀缺性而能保持较高回报率。这意味着,简单的教育扩张可能降低普通教育资源的回报率,降低普通家庭子女通过投资教育向更高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从劳动力市场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普通家庭子女面临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大。虽然80后代际流动性较70后有所上升,但上述原因给中国社会代际流动带来的挑战不容忽视。
    针对教育不平等效应,我们提出三个改善社会流动性的政策方向。第一,降低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构建“竞争式”教育选拔模式,放弃有利于精英阶层子女的“赞助式”教育选拔模式。为此,可从降低贫富差距、扩大公共教育覆盖率、将入学年龄提前等方面考虑。第二,降低教育体系的不平等程度。这要求政府弱化精英主义办学理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动态平衡,以公平透明的竞争机制取代行政手段作为政府资助各类学校的依据。第三,改善劳动力市场。这要求教育回报率准确反映能力而非学历,从而构建教育回报率与能力素质的紧密联系,避免低能力的优势家庭子女利用学历信号干扰劳动力市场。由于民营企业以绩效为基本原则,具有构建教育回报与能力素质之间联系的天然动机,应当扩大民营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影响,依托市场竞争构建以绩效为原则的社会选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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