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意味着更应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特别是产业集聚的质量，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当前中国这种制造业集聚态势或制造业在空间的分布是有效率的吗？更加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资源配置效率是如何演变的？能否识别出中国制造业集聚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演变机制？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应从宏观尺度或地区视角出发，就产业空间集聚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分解方法展开探讨；另一方面还应从微观尺度或企业视角出发，寻求制造业集聚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来源。基于上述认识，同时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制造业空间有效集聚研究：基于产业集聚与企业异质性互动的视角”（批准号：7150319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制造业省际间资源配置效率演化：二元边际的视角》一文探讨了二元边际下中国制造业在省际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演化问题。
    为什么要研究二元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演化？这是因为文章认为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意味着“资源尽可能集聚于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企业），或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形下，资源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或企业，说明资源可以得到更好地利用，从而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若各个地区（企业）所占资源份额不变，但是份额较大地区（企业）的生产率提升相对更高（通过产业集聚的技术外部性等途径），同样意味着现有资源可以得到更好地利用，资源配置效率也可以得到相应改善。因此，判断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得到改善的关键在于判断资源是否得到更好的利用（而不是资源得到更好利用的某种途径或方式），至于具体的途径，既可以是资源自身流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企业），也可以是占有资源更多地区（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更加显著，两者事实上分别是集约边际下与扩展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改善。
    由于对资源误置二元边际下的分析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都考虑在内，可能更加接近资源误置的本质，因此在分析资源配置效率时，可以尝试从二元边际下的视角分析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演化机制。基于上述思路，文章将OP协方差的跨期变化分解为集约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与扩展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其中“集约边际下省际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定义为“当各省份生产率不变时，资源向生产率更高的省份流动”，而“扩展边际下省际间的资源配置优化”定义为“当各省份资源配置不变时，所占资源份额越大的省份生产率增加越多”。同时，文章进一步结合新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外部性理论对资源配置效率或产业集聚效率的演变机制做出了相应阐释：其中“扩展边际下省际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来自不同地区产业集聚对生产率异质的作用差异，或者说来自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差异；而“集约边际下省际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来自不同地区生产率异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差异。
    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文章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过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或省际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主要源自扩展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这说明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布局或聚集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改善中国制造业扩展边际下省际间的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的分析说明应从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入手探讨，主要在于降低产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提高产业集聚带来的要素共享效应，促进企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激励技术水平更高的潜在企业进入市场，以更好的利用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不过，中国制造业集约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改善，这也意味着中国省际间资源流动的障碍正在逐渐消除，各省份之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提升。
    除了上述结论，文章的分析还得到了某些启发性的结论，如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要小于存活企业的生产率，但是部分资源却从存活企业流向新进入企业，由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情况越显著，进而会降低扩展边际下的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否意味着应该控制新企业的进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然这是不合理的，上述“企业进入悖论”问题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当前对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误置的研究主要关注生产的效率，却忽视了消费者的偏好或产品的质量，与在企业异质模型中引入基于消费者对不同产品品质偏好差异的产品品质异质性或需求异质性相似，若资源配置效率的衡量标准将产品质量也考虑在内，由于新进入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更符合消费者偏好或质量更高，这类似于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进入企业的“生产率”，并考虑到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那么上述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因此，文章最后认为将生产率与产品质量同时放到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误置的分析框架中去，可能是未来资源配置研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