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经济研究论坛
”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综述
时间:2019-01-22       稿件来源:《经济研究》编辑部
   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于2018年9月15—1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来自全国近80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17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着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以及当前国内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9月15日上午,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116报告厅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关雪凌教授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院院长刘元春教授分别致辞。高培勇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当下中国经济学界最需要关注的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青年学者要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优先投入到这些问题的研究上。青年学者要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努力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与推进重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运行机理等问题研究清楚,把当前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很多感性的判断和口号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次。刘元春副校长在致辞中回顾了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中国经济学在理论方面所取得的发展。刘元春副校长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引领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在新时代,青年经济学者要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四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三个重要进步:一是,经济学研究逐步从“本本主义”回到问题导向;二是,中国学者正在从中国道路中逐步凝练出中国经济学框架的雏形;三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以市场经济学为主体的经济学普及程度到达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刘元春副校长认为,在中国经济模式走向新时代之际,中国经济学应该逐步形成真正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派,为整个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在论坛学术理事会秘书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作论坛工作报告、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经雷宣读“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8)”颁奖词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主编高培勇研究员为“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2018)”获奖论文的作者代表颁奖。开幕式之后,《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主持了主旨演讲环节。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大学原校长顾海良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龚六堂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陈彦斌教授分别作了主旨演讲。
顾海良教授的主旨演讲围绕着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深入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他认为,所有国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围绕着经济理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对经济理论创新的深刻理论和历史滋养展开的。同时,顾海良教授也强调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阐明了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在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途径。他认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学术界应该为青年学者加强这方面的学术修养创造一定的条件。
   逄锦聚教授的主旨演讲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前经济实践中的深层次作用出发,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他总结和阐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产权制度的理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八个方面的创新及其内容。
   龚六堂教授发表了题为《房地产的挤出效应研究》的主旨演讲,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商住用地市场繁荣导致非房地产部门投资下降的三个影响机理。(1)信贷资金配置方面,商住用地价格的上升会触发房地产部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应,由于土地市场分割,商住用地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带动工业用地价格上涨从而触发实体经济部门金融加速器的放大效应。商住用地价格的上涨会导致家庭的储蓄通过金融摩擦的放大机制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房地产商手中,直接挤出实体经济部门能够吸收的借款,导致其投资下降。(2)要素价格方面,房地产部门的扩张增加了劳动需求并抬高了工资,由于劳动的同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工资的上升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劳动需求下降。由于在实体经济部门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互补,劳动投入的减少降低了资本的边际回报,进而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厂商减少对资本的需求。(3)消费挤出方面,房价大幅上涨导致家庭增加了住房支出,使得家庭在普通商品上的支出减少。对实体经济部门厂商而言,这相当于负的需求冲击,普通商品需求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实体经济部门产出下降,对投资的需求下降。
   陈彦斌教授主旨演讲的题目是《房价调控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构建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他认为,以往控房价效果欠佳以及房价调控长效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控房价的激励。因此,通过重构激励机制赋予地方政府控房价的直接责任才是构建房价调控长效机制的关键举措。其中的核心举措是,将房价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为了保证激励机制长期有效,还应该强化问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地方政府调控房价的动力,建立起房地产长效机制。此外,他还指出,应该把房地产调控和宏观调控区分开来,从而确保中央控房价政策的独立性和长期稳定性。
   主旨演讲之后,受邀参加论文宣讲的青年学者们分别在31个分论坛(其中包括两个英文分论坛)进行了深入研讨。接下来,本文分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理论与政策、微观理论与政策、金融理论与政策、国际经济学、劳动与健康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史及其他学科7个方面对分论坛的学术研讨情况进行介绍。
   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届论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入选论文呈现出题材较为广泛、分析方法多元的特点。其中,收入分配及其影响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对收入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变动和宏观效率之间定量关系的分析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李帮喜等运用现代数理方法,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拓展为由固定资本、一般性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组成的“马克思—斯拉法”型三部类结构表,并利用1987—201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刻画投资驱动型增长下收入分配与宏观效率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传统增长方式之下,中国经济改善宏观经济效率的空间极为有限,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韩文龙等从劳动力再生产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城乡居民的劳动力商品化顺序以及程度的差异对城乡居民间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认为,可以从发展城乡融合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劳动保护制度以及促进城乡居民积极进行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等方面出发,缩小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制度创新,其中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作用的认识一直是理论研究的重点。乔晓楠等讨论了价值的规定性问题及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他们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个中国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可以为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最优经济增长理论,他们不仅对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机制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而且还根据社会供求关系对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两部类之间的配置机制进行了模拟分析,进而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提供了一个新的数理证明方法。此外,他们还结合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分析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性与市场经济的效率性及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王润泽等勾勒了非公有制经济思想演进的基本轨迹,将其概括为“利用论”、“补充论”、“重要组成论”、“同等待遇论”、“同等地位论”五个既彼此独立又层层递进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信息技术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劳资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黄再胜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融合发展,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价值危机,而劳动对资本的反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全世界数字劳动者联合起来”,并确定更加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反抗路径。
   二、宏观理论与政策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在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青年经济学者们对如何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杨友才等通过构建信任环境变量,发现信任作为重要的文化因素,使得实际固定资本投资和创新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空间溢出效果更显著。杨华磊构建了两部门多阶段决策模型来同时模拟城镇化和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认为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利用人口结构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为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创造必要的条件。李青原等研究企业避税活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企业的整体避税程度与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程名望等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资本和市场潜能对经济增长作用最大,贡献率分别为3486%和3455%。王文涛等发现互联网资本具有促进企业创新的积极效应,完善的制度环境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林晨等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分析框架发现,基本商品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发展质量,虽然我国基本商品竞争力在不断上升,但分配结构并不利于该部门的技术进步,因此应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环境。另外,朱沛华等使用数理模型和数值模拟等方法探讨了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偏误问题。
   (二)经济周期理论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较多的内部和外部冲击,经济平稳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青年经济学者们对这个领域有较多的关注。董兵兵等构建了包含国企和非国企的两部门DSGE模型,发现国企抵押约束冲击和总需求冲击是造成国企和非国企杠杆率背离、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董丰等基于一个具有理性资产泡沫的DSGE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资产泡沫具有两面性,既有缓解融资约束的功能,又会加大整个金融系统风险。邓红亮等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发现,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会放大外生冲击。庄子罐等通过估计经典DSGE模型发现,预期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非常小,减少同期冲击数量会放大预期冲击的解释力,减少跨期冲击数量能提升非预期冲击的解释力但不能提升预期冲击的解释力。祝梓祥等构建了中国季度时变宏观不确定性指数,发现当前的经济减速是“确定的”而非“不确定的”。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效果会受到我国特有的一些财政体制问题的影响。梅冬州等利用DSGE模型发现土地财政导致企业应用新技术的预期收益降低,从而削弱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李戎等发现,外生性税收政策事件使得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上升对经济有较大影响。余吉祥等提出“自主财政偏好”假说,认为地方政府的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因自主性税基流失而恶化,而被限制了自主支付权的转移支付无法缓解逐底竞争。谭小芬等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对国企杠杆率为挤入效应,而对非国企则为挤出效应。郑尚植基于对现有的最优政府规模理论进行反思,发现在考虑经济发展和政府效率情况下,我国最优政府规模被大大低估。才国伟等发现,“省直管县”改革能够抑制县域内僵尸企业的形成,这一结论在多种环境下保持稳健。姚东旻等发现,短期内PPP模式提升了地方政府债务流量。詹新宇等的研究显示,财政分权程度越高,产能过剩也会随之加剧。倪红福等利用2007—2011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企业税负的不平等问题,发现企业税收负担率2007年之后有所上升,但仍低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企业税收负担率在行业、区域、所有制类型和规模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性。
   青年学者们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工具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刘岩等通过在银行信贷模型引入Nash议价机制,解释了国有股份占比高的银行更倾向于在衰退期进行信贷扩张,形成了独特的信贷反周期性现象。陈创练等发现,数量型货币政策在管控房价和杠杆率上更为有效,利用价格型货币政策盯住杠杆目标,在长期来看效果并未保持永久为正。高蓓等发现,影子银行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持续深入的金融改革是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郭豫媚等发现,中国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中的沟通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而且这种效应在短期中比在中长期中要更为明显。张琳等的研究显示,中国所有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均是有效的,并且准备金政策工具具有较好的政策价值。王博等发现,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动可以作为一种间接沟通工具,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配合使用,以充分发挥央行前瞻性指引作用。刘胜等利用1978—2014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影响广义信贷与GDP之比的因素。许志伟等构建了一个具有银行间市场结构的多部门模型分析发现,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对僵尸企业的政策性扶持会导致高效率与低效率部门间的信贷错配,从而引起市场流动性紧缺并导致结构性衰退。苏乃芳等构建了考虑隐性利率双轨制的DSGE模型,估算发现中国自然利率水平在25%左右,认为实现利率并轨并转向以自然利率为基准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有利于实现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四)土地政策和房地产市场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土地政策的作用及其影响受到了青年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余靖雯等发现,财政压力是县级政府土地出让的重要影响因素。田文佳等研究发现,房地产建筑业部门在短期内通过加速城镇化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长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同时,政府存在最优的土地融资比例。高叙文等发现,土地确权会增加农户对土地的长期投资和加速土地流转行为,但对不同产权状态的农户影响有异质性。尹志超等研究发现,土地流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要素投入,对家庭生产经营正规借贷、生产经营民间借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杨继东等研究发现,有利于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的制度环境地区显著地向高契约强度行业出让了更多工业用地,产权制度对高契约强度行业投资的影响比契约制度更强。
   房地产在较长的时期内对上下游产业、居民部门及社会生活等均有较大影响。陈鑫等认为,住房贷款首付可以降低总产出和房价的波动,但效果较弱,而商品房限购会降低总产出和房价上升时的波动,但是会加剧其下降时的波动。张光利等验证了房地产市场发展对企业数量变化的“拉动效应”和“挤出效应”。张传勇等发现,私立小学可得性虽然总体上提升了周边房屋的价格,存在“溢出效应”,但缓解了重点小学学区房的溢价,表现出“补充效应”。高睿等提出了房价变动影响居民部门金融风险水平的“双渠道”假设,认为房价上涨是居民部门金融风险增大的重要原因。周密等发现,房地产调控方案应该从“盯住价格为主的模糊应急调控”转变为“盯住属性为主的精准长效调控”。Ma等研究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种金融创新手段——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RBS),发现这种证券与延期风险相关,而延期风险受银行特征、家庭特征和当地市场条件的影响。
   三、微观理论与政策
   (一)微观经济理论
   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必要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市场环境下微观主体的决策及其影响。陈逸豪等基于质量内生博弈模型,研究了寡头市场中政府基于价格和质量的激励政策对企业产品质量及定价决策的影响机制,发现不论采用何种激励方式,社会福利与激励强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实施最优激励强度时,基于质量进行激励时产生的社会福利大于基于价格进行激励时产生的社会福利。孙瑞琪等通过构建模型对惩罚机制和声誉机制如何影响合作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仿真模拟,发现无论是惩罚机制还是声誉机制,在维护合作的过程中都存在门槛效应。崔小勇等在一个劳动力具有异质性且工资内生的模型中研究了最优资本所得税问题。Chen等通过一个自然实验验证了金融市场中的注意力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非有效市场假说,即资产价格可以纯粹地被非基本面因素(如行为因素)所驱动。Yin等研究发现,在考虑资本收益风险的情况下,如果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大于1,那么预期储蓄需求随着居民信息处理能力提升而递减,而预期福利随之递增。Xia等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了上游市场结构对下游企业交叉持股行为的影响及其福利结果,发现当上游市场结构是寡头垄断时,下游企业倾向于交叉持股,而这种行为有利于提升总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
   (二)企业与产业经济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少学者基于各种微观数据对企业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郝项超等系统研究了股权激励异质性对我国上市公司创新质量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他们发现,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创新质量,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却导致创新质量下降。赵奇锋等研究了企业发表科学论文对技术创新的具体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发表科学论文的行为对研发投入强度、创新专利产出、创新专利质量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周开国等考察了我国2006—2016年A股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同群效应。俞剑等采用2014年中国企业有效专利调查数据,在微观企业层面定量估算了专利权质押贷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他们发现,专利权质押贷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刘海明等基于贷款期限结构的异质性视角探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短期借款占比越高,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融资的影响越大,同时紧缩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代理成本下降得越快。唐朝等从网络结构视角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网络的整合程度和随机稳定性均能显著提高企业效益。
   当前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挑战,与会学者们对煤矿行业、电商平台等行业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聂辉华等利用中国煤矿行业的数据并构建模型,研究了企业安全投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实施垂直管理后,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增加,但生产效率上升。湛泳等测算了1998—2007年微观层面军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了军工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果。刘重阳等研究了电商平台中的卖方策略性定价行为,他们通过对3大电商平台260万条产品信息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平台内的产品定价表现出明显而频繁的策略性变动。刘洪波等也基于淘宝平台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平台的排序策略如何影响消费者决策。
   四、金融理论与政策
   (一)宏观金融与投融资政策
   面对各种潜在金融风险,学者们越来越关注金融市场的动态变化。侯成琪等认为,货币影响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渠道在信用货币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应该采用二元中介目标,即将利率作为价格型中介目标,将信贷规模作为数量型中介目标。刘哲希等分析了居民部门加杠杆在宏观层面带来的影响之后发现,结构性去杠杆进程中居民部门不应加杠杆。郑挺国等研究发现,盯住房价不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一般性操作手段。范志勇等用“以贷转存”对非金融企业存在杠杆率与定期存款“双高”现象进行了解释。陆婷等对经济周期影响企业杠杆的四种渠道进行了测算,发现四种渠道影响方向不同,经济周期在杠杆变动中的总体贡献并不高;而且,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杠杆率表现出典型的弱周期性。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在我国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当前的投融资改革也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鞠晓生等研究发现,发明家决策者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未来成长绩效。王康仕等发现,经济增长与股权融资发展难以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意愿,绿色金融发展仅在国有企业能通过信号传递效应显著提升企业绿色投资意愿。慕庆宇发现,换挡期中小银行发展更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胡聪慧等发现并购带来的商誉可以通过增加未来现金流、降低破产风险提升企业负债能力。王贤彬等考察了投资管制程度放松的投资效应,结果发现,投资审批体制改革即投资管制放松,有力地促进了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投资增长,带来了显著的投资扩张效应。
国有企业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及其影响是新时期深化改革的一个重点领域。钟宁桦等发现,有效处置僵尸企业是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的关键之一,必须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尤其是地方官员、国企高管等的晋升和激励机制。张霖林等发现,央企比地方国企高管扩张更审慎、决策质量更高。祝继高等研究发现,国企董事直接表述非赞成意见更能够产生正向市场回报,并且更容易在未来使相关事项得到改善,但这种效应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中表现并不明显。
   (二)微观金融理论与应用
   在微观金融理论和应用方面,青年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逯东等研究发现,财务报告的可读性与公司的信息披露效率显著正相关,构成了投资者实地调研的重要动因。彭俞超等的实证研究表明,当存在过桥贷款时,银行会因逆向选择提高短期贷款利率、降低长期贷款利率,加剧企业流动性风险。郭俊杰等通过模型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通过信贷投入总量控制等方式,能够有效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企业的债务融资,弱化信贷歧视。傅鹏等发现,只有当债券市场打破刚兑预期即发行主体面临刚性预算约束时,承销商才能真正发挥其本身应该具有的信息认证功能而降低发行利差。饶品贵等发现,管理层对公司所处环境信息的认知结构与认知过程在经济周期下行期、周期性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等更为明显。潘越等通过建立与“合作”词义相近的近义词词库来构建度量企业合作文化强弱的指标,发现收购方合作文化对企业的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倪骁然的研究表明,在投资者对卖空机制相对陌生的市场上,卖空压力上升会引发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规避,进而抵减卖空机制外部治理作用的正面效果,使上市企业市场表现变差。王泽宇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发现,创业融资绩效表现为“爆发式”之后趋于平稳的社会网络动态模式,创业者线下创业经验的调节效应在各阶段的动态关系中效果不一,但总体表现为正向调节。
   (三)资本市场
   中国资本市场效率等相关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密切关注。宋媛媛研究发现,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能够缓解公司的资产误定价水平。于琴等指出投资者对坏消息反应过度是媒体强化效应的重要原因。姜富伟等研究发现,情绪指标与实体经济变量表现出高度相关性,在微观层次对股票投资组合也有明显影响。李少育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紧的企业通过流动性管理将更多的现金流配置到金融资产,从而表现出更强的金融资产—现金流敏感性。陈海强等发现,国内股市和债市总体上在2006—2016年呈负相关“跷跷板”效应,但在金融扩张期该效应大幅下降。
   五、国际经济学
   (一)开放环境下的经济周期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深入研究开放环境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及其政策启示十分有必要。刘凯等研究发现,开放资本账户并维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有利于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及其所导致的福利损失;而实施全面自由化的对外金融开放则会放大外生冲击的影响,并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张勇等通过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引入小国开放模型,研究了二元悖论与“风险加速器”机制对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周期的影响。王胜等在一个包含名义价格黏性和抵押担保约束两类摩擦的小国DSGE模型框架下,利用抵押担保条件的偶然紧约束特性来解释外国利率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的非对称性。Li等在一个包含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产业结构因素的框架下研究了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同步性问题。肖祖沔等构建了一个包含外汇风险溢价、价格黏性以及关税冲击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对两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与会学者还深入研究了开放环境下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钱宗鑫等认为,中国的实践表明,先开放贸易再开放资本账户并不能保证资本流入,这是由中国金融发展不足所导致的。由此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是金融开放的基本前提。张策等利用2005年汇改后的A股全样本数据,对比研究了“811汇改”前后上市公司的汇率风险暴露情况及其决定因素。吴文等建立了一个在开放环境下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动态选择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不是互相否定的关系。
   (二)国际贸易
   中国已经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凸显了相关研究的重要性。樊海潮等定量评估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加入WTO对中美两国及世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会恶化中美两国的总体福利水平,但较美国而言,中国福利水平的恶化程度将更为严重。钟腾龙等从多产品出口企业的视角,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可能的传导机制。王振国等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量化评估了中国对其他贸易伙伴的技术依赖关系。他们结合WIOD提供的2000—2014年的基础数据,实证分析了全国和行业出口技术含量的地域结构及动态演进。魏浩等探讨了融资约束影响企业核心产品出口比重的理论机制,并实证考察了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动态调整以及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吴群锋等试图将企业自生贸易网络引入到标准引力模型框架中,他们研究发现,引入自生贸易网络及相应虚拟距离后,引力模型能对企业出口行为有更好的解释力。Zhu等利用投入产出表分析了2000—2014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动态演进。他们发现,国内中间投入品对进口原材料的替代性增强是近些年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原因。
   (三)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成长与技术升级,企业对外投资以及创新活动日益受到关注。聂飞等试图揭示IFDI影响OFDI的技术溢出传导机制和市场竞争传导机制。郭冬梅等研究了进口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他们发现,进口复杂度对于企业实施专利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进口金额则具有抑制作用。刘霞等基于创新阶梯模型,结合多个数据库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外国在中国专利申请对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他们发现,外国专利申请对中国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发明申请上。李宏武等收集并整理了“北大法宝”数据库中关于专利权权属、侵权纠纷的12397份判决书,并将其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诉讼与企业出口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六、劳动与健康经济学
   (一)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
   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李彬等通过对发送简历等应聘现场观察实验,实证研究了硕士毕业生是否因其不同层次的第一学历而受到歧视对待的问题。郑燕巧等利用智联招聘的简历数据匹配城市数据,考察了性别对工资期望的影响。结果表明,歧视性因素对期望工资性别差异的贡献超过了一半。Wang等利用企业数据和城市层面户籍制度改革数据,研究了劳动力市场改革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影响。Ren等利用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制造业行业中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效应,发现这种替代效应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封世蓝等发现,家庭社会关系会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满意程度,但是会降低就业匹配程度。吴华英等分析认为,存在一个劳动力流动滞留点阻碍劳动力流动,但国际贸易等可以使劳动力进一步流动。于新亮等研究发现,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促使员工产生提前退休意愿,而参加企业年金促使员工产生延迟退休意愿。
   工资或劳动力成本是劳动力市场的核心变量之一,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劳动力成本动态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马双等利用2012—2014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随地区、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识别了最低工资调整对当地劳动力外流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县最低工资标准每上调10%,当地劳动力发生跨区/县外流的可能性显著减少1.93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年轻、低收入、已婚、家在农村和中部地区的劳动者的影响更大。Zhou等以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贸易为例,实证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工人工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单方面的关税减让会导致相关行业的工资上升。马慧发现,在户籍管制放松后,劳动力单位成本黏性显著增强,劳动力人数黏性和劳动力总成本黏性显著减弱。杨龙见等发现,地税代缴部分企业可能倾向于提高成本较低的非正式劳动力比例。郭凯明等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在推动结构转型过程中会导致技能溢价变动。
   收入分配是关系经济长远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汪晨等研究认为,城乡分割使得当收入从城镇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时,总体消费不增反降,与政策目标恰恰相反。袁晓燕等研究了迁入地城市规模对已婚流动女性的收入效应。他们发现,城市规模每增大1%,已婚女性的收入将增加14.1%。进一步分析发现,已婚女性能够和大城市中的服务业更好地进行匹配是已婚女性就业和收入增加的源泉。
   (二)人口与教育
   人口结构及其变动是影响经济运行的核心因素之一。王卫东等采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教育的可获得性视角探究了在中国是否存在男孩偏好以及长子偏好。研究发现,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并且农村教育性别差距大于城镇;长子与非长子之间教育获得指标无差异。杨天池等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他们发现,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产生正向的影响。张海峰等证实“多子多福”,建议国家利用家庭内部结构的调整来解决社会养老问题。丁树等通过微观模型和实验研究,研究了增加乡村财务投入是否会吸引农民回流这一问题。他们发现,由于外出务工收入对乡村财务投入具有很强的替代效应,增加乡村财务投入一般情况下不会吸引农民回流。石明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阶层流动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
   教育与人力资本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一些学者对教育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川川等利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家庭成份歧视,考察了早年生活环境对教育、认知和健康的长期影响。他们发现,在遭受成份歧视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其受教育水平和认知能力显著更低,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状况显著更差。吴坤等基于调查数据,研究了高校收费、扩招与城镇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1997年左右施行的高校收费改革显著拉低了家中有18—22岁大学适龄人口的家庭储蓄率,使得中年家庭出现储蓄率的显著下降,并使得储蓄率—年龄曲线由符合生命周期理论的倒U型转变为U型。刘瑞明等分析了“去属地化”对高校生源质量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去属地化”政策使得部属高校的本地招生比例显著下降,外省招生比例显著上升。万千等研究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在总量上降低了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其分配不平衡会加剧教育不平等。
   (三)卫生与健康经济学
   医疗问题是中国居民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医疗卫生系统及相关政策的完善不仅直接关系民众福利,而且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值得深入研究。杜创等使用微观参保和报销面板数据,对中国医疗支出的集中性和持续性进行了考察。赵绍阳等首先在一个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下,考察了行政约束对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供给行为的影响。他们预测,与市场中主体受到的竞争约束不同,公立医院因为受到来自上级行政部门的考核约束,会在“疑难杂症”方面过度投入,而在“常见病”方面投入不足。然后,他们基于医保数据以及病案首页数据,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推断。何庆红等利用成都市2007—2016年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数据,研究了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对乡镇卫生院医疗费用的影响。
   七、 区域经济学、经济史及其他学科
   (一)区域经济学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不少与会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王磊等分析了市场分割的地区发展策略对企业进入退出的影响。他们发现,市场分割扭曲了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低效率企业由于市场分割的地方保护而继续存活。马忠新等以中华老字号数量为工具变量,基于中国291个地市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证实了企业家精神历史传承对城市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莉亚等基于上市公司扶贫项目的独特视角,运用动态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各地级市贫困人口收入提高的影响,并从东西部差异、经济集聚效应和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孙伟增考察了开发区政策对城市间经济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数量与城市间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前半部分的特征。Niu等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提升各个地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但是只能显著提高中心区域的就业率水平;高铁开通及运营确实存在虹吸效应。邓仲良等构建了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空间差异来源于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的三个匹配机制。戴魁早等利用1993—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显著地抑制了中国各地区工业结构升级,而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是通过损失资源配置效率、制约贸易结构升级、抑制研发投入增长和阻碍人才流动等途径实现的。
   (二)经济史
   当前经济史研究也更多地运用计量经济学等工具,研究历史视角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李楠等以光绪年间大旱灾为例,发现粮食运输距离的增加导致粮价上升进而加剧人口损失,而国家能力的衰弱使常平仓制度未能起到缓解灾荒的作用;地方士绅对赈灾的参与较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害期间的人口损失。李嘉楠以开埠作为经济开放的自然实验,发现通商口岸开埠促进了各府与其周边州府的市场整合。林建浩等通过构建当代城市文明资本变量,发现公民社会发育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清末新式社团对当代城市文明资本的形成具有长期影响。
   (三)环境与“三农”问题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孙玉阳等表明,行政命令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经济质量增长呈倒U型关系,并且市场激励型对经济质量增长促进效果更明显。陈莹等发现,强环境规制对省委书记有显著约束,不同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在地方官员的目标函数中的位置不同。刘冲等的研究表明,加强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绿色创新。刘华军等采用2014—2016年中国160个城市的雾霾实时监测数据,实证研究了中国城市雾霾污染的区域性特征及其空间交互影响机制。
   “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冷智花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寻了农户微观粮食种植的性别差异。他们发现,女性在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家庭粮食纯收入方面劣于男性。但是,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性别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会逐步减弱。就农业而言,钱龙等从农地租约期限结构的视角研究了家庭农场的“非粮化”行为,并利用全国家庭农场2015年动态监测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农地租约期限越长,家庭农场越倾向于种植非粮食作物。
   八、结语与展望
   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创设的初衷是,推动青年经济学者针对中国经济问题积极开展研究,培养我国经济研究的后备力量,并努力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服务。目前论坛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学界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高端平台之一,成为全国经济学者的年度学术盛宴。本届论坛在征稿阶段共收到国内外中英文投稿近600篇,创下论坛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经专家遴选,共有160余篇论文获邀参会,按照“第十八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论文评审流程”,论坛评选出优秀论文60余篇,进入《经济研究》匿名评审环节。本届论坛理事会引入了战略合作机构,对“中国青年经济学家优秀论文奖”的支持力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相信这将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在研究的道路上进行更深入、更具创新性的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经济学者积极投身这场伟大的变革,在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建设实践共同发展的正确路径,确立自己在新中国经济学学术史上的地位。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新一代的青年经济学者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了他们有能力沿着前辈的足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实事求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重要精神,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等重要目标做出贡献。
 
 
  •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 经济研究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 不得转载     京ICP备10211437号
  • 本网所登载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不代表本网观点或意见 常年法律顾问:陆康(重光律师事务所)
  •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0577-9154      国内统一刊号 CN11-1081/F       国内邮发代号 2-251        国外代号 M16
  •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100836
  • 电话/传真:010-68034153
  • 本刊微信公众号:erj_wei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