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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综述
时间:2019-01-22       稿件来源:《经济研究》编辑部
   本届论坛同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2&ZD038)的支持。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的关键之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和经济深度调整的现实,如何更好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是未来几年经济实践需要破解的课题,也是理论工作者致力攻关的难题。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发展背景,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欧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2018年6月30日—7月1日在北京举办,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100多位专家学者、40多家媒体参加了本届论坛。
   与会专家围绕“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在进行大会发言的同时,还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等议题举办了三个分论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改革的路径和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 改革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
   中国的改革之路,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行的。张卓元指出,中国40年经济改革就是沿着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第一条主线是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二条主线表现为经济运行机制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如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因此,张卓元认为“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关于新时代的经济改革精神,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核心,要强化产权激励机制,尤其是要保护好知识产权,保护非公经济的财产权,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要素市场化配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环境,搞好社会管理,维护市场秩序等。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风险
   中国经济的实践表明,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更能保持经济平稳更快增长。张连城认为,我国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快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括构建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环境,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方向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中国经济的风险是经济增速放缓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加快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要求。
   (三)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良性互动
   改革背后是一整套理论体系的支撑,反映着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促进。张平以《经济研究》刊发文章的图谱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1978—1982年刊发的文章主要是对改革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的继承。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建立和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体系。宏观调控和宏观经济理论开始系统化,宏观经济研究引入了新的范式,“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研究》的栏目,理论的探讨超前于中国经济实践。在宏观运行框架改革的基础上,1995年后开始了一系列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等。中国的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中提出的,是克服种种困难完成的。1999年后《经济研究》学术分类上开始与国际当代经济学的分类接轨,理论研究也使用了当代经济学通用的方法,以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问题为研究的主线。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研究方法越来越规范,但是需要探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需要在理性的框架下加强学科建设,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沈越从马克思的基础理论层面反思改革。马克思从古典学者那里批判继承来的“市民经济”、“市民经济制度”、“市民社会”等在马恩著作中文译本中被大量地误译为“资产阶级的”。将市民混同甚至等同于资产者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来源;把市民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划等号,是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产物进行批判的理论基础;选择性地把德语中的“bürger”一词两译为“市民”和“资产阶级”。
   所有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所有制改革留下了一些理论问题需要破解。杨春学认为,公有制在理论上有两种具有实质性差异的基本形态:“积极的形态”和“消极的形态”。在前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以成员的资格对生产资料拥有一个明确的份额,实为“联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种形态中,每个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没有一个人拥有其中任何一部分。在改革初期,农村家庭承包制焕发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是因为它把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改造成了一种“积极的形态”,虽然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属于集体,但每个农户可以长久地获得其他的产权。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基于所谓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不清晰”名义进行的各类改革,使得原本清晰的集体土地产权模糊化,这是因为主要既得利益集团不想放弃从农村土地获得利益的渠道。国有企业改革之所以一直处于困境中,原因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
   二、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一)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如何衡量高质量发展?张晓晶把高质量发展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包括五大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第二个层面包括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第三个层面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五大发展理念加上高质量政府。高质量发展也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着高质量发展问题,但其所面临的挑战和中国今天高质量发展的挑战会有较大的不同。因此,高质量发展指标的设定需要符合当前的发展阶段,是适度的“高”。高质量的发展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保障;要由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来支撑,发展是硬道理仍要坚持。没有发展就谈不上高质量。高质量发展不是一味追求“高大上”,而是强调“全面”、“协调”,不能有短板。不同指标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各方面发展是协调的,结果就是最好的。
   (二)主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发展转型,是从中等收入阶段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所呈现的重要变化。高培勇认为,体制、政策和措施要主动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即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发展脉络的把握。首先是主要矛盾的变化,现在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或主要不是总量性问题;矛盾的方面在供给侧而不是或主要不是在需求侧;矛盾的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而不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其次是发展理念的变化。以前强调的是高速度发展,现在强调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指导下的发展。第三,过去的政策主线强调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现在政策的重点是结构调整;原来追求短期稳定,现在是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第四,以往宏观经济政策的措施和实施主要是通过政策安排,把宏观政策当作一种政策变量,不涉及到制度调整;现在是政策安排和制度变革,且以制度变革为主,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技术性改革为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
   (三)新旧增长动能转换与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下行,或者L型走势可能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中长期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应坚持“一条主线,两个抓手”:一条主线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两个抓手,即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杨瑞龙认为,在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转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增速放缓的过程,这符合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但增速放缓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增速虽然下降,但是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从而使一些国家从低收入走向高收入;二是有些国家经济下降以后,人均增长率在0附近徘徊,经济增长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进入增长陷阱。因此,实现增长模式转换,新旧增长动能转换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解决。
   如何激发新动能?与会专家都认为需要通过改革与创新驱动。杨瑞龙认为需要重塑改革动力机制,通过改革为动力机制转换创造条件。改革的动力机制就是让改革者受到保护,不能让改革者承担很大的风险。判断改革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产权有没有变化;二是看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张连城认为,以“三去一降一补”为具体形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属于“经济调整”的内容,与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性变革没有直接的联系;供给侧改革必须深入到体制层面,其核心是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充满活力。沈坤荣认为,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区域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构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一个重点是推进创新,培育新一轮竞争中的产业制高点,使得中国的创新不是追随性的。构筑新动力的另一个重点就是大幅度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重点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区,以城市群经济的高质量来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张曙光认为,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才。引进人才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产业和事业的发展为引进人才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第二,尊重人才,给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作为一个城市,其人才结构,既要有高端人才,也要有中低端人才,还要有一般的劳动者,人才的流动有其自然的平衡机制。人为的控制和限制,不利于良性的人才流动。
   三、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内涵和表现
   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高培勇认为,原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是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差异表现在:第一是传统意义的物质文化需要上了层次;第二是在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又加了一类需要,即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长,这是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来的需要。与这一需要相对应的载体要么是制度产品,要么就是政策产品,用物质产品、文化产品满足不了这一需要。如果物质文化需要更多依赖于市场供给,那么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就更多依赖于政府系统。因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要依靠市场系统,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统。
   田国强认为,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体现在经济、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现是低质量的发展,且不具有可持续性;社会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民生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失衡失序严重,各级政府更多是发展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层面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为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政府的各种程序审批、项目审批、准入壁垒依然众多,维护和服务性的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政府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二)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综合性改革。田国强提出,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升国家依法治理的能力和政府执行力;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从提高经济包容性角度来看,要进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金融市场放开一体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才能加快建设和促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从加强社会自治的角度来看,十九大已经明确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张晓晶提出,如果说40年前改革的起点和重点是市场,那么40年后改革的起点和重点是政府。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崛起,主要取决于内政,取决于国家实力建设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只要内部不发生颠覆性的战略失误,中国的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长短问题。因此,面对当前的复杂国际环境,练好内功,深化改革才是正途。不能秉持“敌人坚持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顺势而为,可以更好地推进改革。
   四、把握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化解风险
   (一)在去杠杆背景下关注信用风险
   2018年上半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出现了下行压力,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而在去杠杆背景下所出现的信用风险需要特别关注。常欣认为,这与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从紧货币到紧信用的变化有关。2016年中开始紧货币阶段,通过提高政策利率,缩短放长等政策操作,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负债端,广义货币增速M2下降,金融体系内部资金压缩,但没有作用到实体部门。2017年末紧信用阶段,通过一系列高密度监管措施,尤其是2018年4月资管新规的出台,作用于金融机构的资产端,导致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滑。随着信用收缩的出现,二元融资结构固化,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资本或者资金的可获得性和融资成本上面临不对等的融资条件,并有加剧的趋势。化解国有企业高杠杆需要关闭僵尸企业,重新配置资产,通过效率改进和整个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来降低企业高资产负债率。
   (二)全面客观理解中美贸易问题
   许宪春从统计的角度对中美贸易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梳理。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美方统计的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始终高于中方统计的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顺差。造成这种差异有多种因素,包括计价方式、转口贸易、贸易加成、旅行项目中包含货物等。从贸易不平衡的贡献者角度看,广大的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贡献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从跨国利润转移角度看,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在创造了很大一部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同时,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增加了美国的国民总收入和国民财富。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看,中美货物贸易差额大幅度缩小。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贸易顺差记录在中国,但贸易背后的利益顺差多在美国,总体上双方均实现了互利共赢。
   (三)破解收入差距难题
   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难题之一。李建伟通过智商的正态分布,讨论了居民人力资本收入的分布特征及其差距的演变规律。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所能提供的教育学习资源有限,即使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社会,也只有部分高智商群体获得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必然会加大居民人力资本分布差距,但受人力资本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制约,居民人力资本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会存在极大值。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不同发展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演变特点,高度重视居民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未来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五、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城市居民获得感有所增强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8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跟踪调查,得出城市生活质量的主观满意度指数和客观社会经济数据指数。
   主观满意度指数是通过对35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随机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得到的。为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并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中心对主观指标体系进行了较大调整,以更好地反映当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及获得感。本次调查产生有效随机样本12878个,其中,电话调查获取样本6823个,网络调查获取样本6055个。调查显示,2018年3—4月,全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为115.48,35个城市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部超过100。美国2018年4月底和5月初月的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8.8,低于中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
   全国35个城市居民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9.37,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调查发现,北京、上海、广州等集中优质资源的城市得分并不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些城市的受访者认为优质教育的供给和受访者对教育的需求还是不匹配的,即教育的发展依然是失衡的。全国35个城市居民健康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4.48,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全国35个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加权平均值为65.31,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
   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即社会经济数据指数,是根据国家权威机构发布的35个城市的社会经济数据计算得出的,从而保证了该指数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同时,为保持与主观指数的一致性,客观指数也包括5个分指数,即生活水平指数、生活成本指数、人力资本指数、社会保障指数、生活感受指数。5个客观社会经济数据分指数涵盖了20个社会经济数据指标,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生活质量客观指数显示,2018年,35个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平均值为54.85,略低于2017年的54.98,近三年总体保持稳定。
   六、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质量前沿课题组发布了中国经济增长报告蓝皮书——《迈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报告由五部分内容构成:2018年中国宏观经验事实、效率转型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区域经济发展前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促进效率提升。报告认为,201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6.5%左右,就业、价格和汇率处于平稳区间,需求趋弱,生产仍强,债务周期的压力逐步显现。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始终伴随着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增长,资本要素使用效率和边际效益持续下降。因此,中国经济要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重视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步提升。只有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稳步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不断提高,是企业技术进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综合反映。
 
   作者信息:郎丽华、周明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70,电子信箱:langlihua@cueb.edu.cn,zhoumingsheng@cueb.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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