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劳动经济学中对人的发展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劳动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其以完整的劳动力供给需求理论框架为基础解释微观个体的劳动力供给行为。随着微观调查数据的普及，我国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众多学者所提出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均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劳动者自身的问题不仅关系民生问题，也关系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助于理解宏观经济的运行结果。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些为劳动经济学研究提出众多前沿命题。为推动中国劳动经济学科持续快速发展，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经济研究》编辑部、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发起“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以共同打造中国劳动经济问题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首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于2017年12月9日在暨南大学隆重举行。
在上午论坛的开幕式上，暨南大学副校长张宏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韩军副教授先后为本届论坛致辞。耶鲁大学的Mark Rosenzweig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张俊森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湘泉教授针对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作了观点鲜明、深具启发性的主旨发言。
Mark Rosenzweig教授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交易成本和机器的规模效益两方面解释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业规模之间呈现U型关系的原因——随着农场规模的上升，生产率开始下降，在农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生产率开始上升。张俊森教授介绍了用双胞胎数据应对经济学中内生性问题的三种常用方法，随后介绍了他最新的一项研究：一个人出生在干部家庭或者与干部家庭的成员结婚是否具有溢价，并探讨其代际传递、交配效应和裙带关系效应。李实教授带来了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取得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指出中国2007—2008年开始全国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势头，目前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仍在扩大。曾湘泉教授对劳动经济学中大数据的搜集和应用进行了介绍，基于所采用的大数据，他构建了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CIER），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等角度描述就业景气指数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动态关联性。
除上述主旨演讲外，本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还涵盖了家庭决策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我国工资与收入差距、人力资本与企业发展的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四个方面的最新研究发现。下面将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概述。
一、 家庭决策与儿童人力资本积累
Becker指出，家庭是劳动力供给行为决策中的基本单位。因此，微观层面家庭内部的关于劳动供给的决策行为研究在劳动经济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家庭的决策不仅关系着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未来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价值，也解释了家庭作为劳动力供给最小单位的复杂特性。
暨南大学吴贾研究了城市中对流动人口子女设置的不公平的入学制度，这有助于解释留守儿童的成因以及城市中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他指出平等对待流动人口子女有助于解决城市劳动力不足以及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李兵指出，贸易的不确定性也是造成留守儿童的重要因素。华中科技大学王军鹏对于“孟母三迁”的问题给出了实证上的支持，他发现邻里环境显著改变了家庭的教育期望、教育参与行为和教育投资，进而影响到了子女的学业成就。华南师范大学劳业辉发现更多的零花钱会给儿童健康带来不好的影响，作者认为父母减少孩子的零花钱并通过将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可以避免孩子将零花钱用在不健康食物的购买上。北京大学张皓辰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要求程度和反应性程度都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其次，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有显著影响。湖南大学邓卫广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现象进行研究，发现父母对儿子的投资多于对女儿的投资。同样，儿子也更容易回馈父母，他们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比女儿更多。
关于教育生产函数中的其他影响因素的探讨，厦门大学李长洪发现班级性别比过高会显著降低学生“语数外”考试成绩，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当前性别比过高的背景下应注意性别失衡与个体教育产出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万千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发现公共教育支出削弱了家庭教育投资对子女教育表现的边际影响，进而降低教育代际传递强度。
子女同样可以影响家庭的决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欣桐研究了生育孩子的数量如何影响家庭购房选择。杨欣桐认为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通过两种相反的机制影响家庭购房选择：一是挤出效应，即孩子的抚养成本挤出成年期家庭的购房选择；二是遗产赠与效应，即将住房作为财产赠与孩子的动机促进老年期家庭购房选择。
农村老人的问题也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暨南大学杨雨石的研究发现新农保在总体上对农村老年人的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而对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新农保改变了对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暨南大学蔡澍基于留守老人的时间分配，测量了留守老人在工作和社交活动中的幸福感，作者认为外出打工会降低留守老人的幸福感，老人将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工作，而没有时间去社交。
关于家庭中其他行为的研究内容也较为丰富。北京大学的秦雪征探究吸烟行为背后的信息经济学机制，提出吸烟行为的“学习效应”和“衰老效应”，并利用单一吸烟模型和复合吸烟模型论证吸烟概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上海交通大学梁超指出，当下“天价彩礼”现象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社会问题之一。他主要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发现，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人口性别失衡。浙江财经大学马汴京结合CFPS2010—2014面板数据，以及实地调研的数据研究离婚与幸福感的相关性，发现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不存在长期效应。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来特测试了风险在中国家庭层面的充分共享，作者发现如果忽视的偏好异质性程度很低，家庭风险分担是不完整的。考虑到异质偏好的存在后，家庭在中国享受着更高的保险水平。
二、 我国工资与收入差距
对于收入差距的研究一直是劳动经济学者主要的研究问题，本次论坛有多位学者介绍了关于收入差距、应对收入差距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国建立完善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
北京师范大学杨娟认为教育扩张与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两大社会现象，作者发现相比于2002年，2013年整体收入差距扩大，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更为明显；教育扩展初期收入不平等可能会扩大，之后缩小；教育的价格效应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缩小了，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陕西师范大学袁晓燕的研究则解释了男女间的收入差距，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随迁女性的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潘艳则从出生地角度研究个体收入的影响，发现出生地初始工资对个人当前工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于迁移人口而言，出生地初始工资倾向于对个体当前工资产生负向影响。
暨南大学郑筱婷则从经济机会角度研究收入差距，指出城市产业的扩张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各产业增长带来的就业扩张有利于减弱代际收入相关性，促进收入的社会流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陈利峰发现技能错配有助于解释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发现技能错配缓和了高技能劳动力失业的上升趋势，却引致低技能劳动力失业更大幅度的增加。
三、 人力资本与企业发展的相互作用
企业与人力资本的主题研究也受到了很多参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提升了所雇佣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发展影响了创新能力也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江西财经大学杨超认为近年来随着工资、租金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小微企业发展举步维艰，生存和发展面临着困难。他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越高，则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越高，进而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并且降低了小微企业当期的盈利能力。暨南大学张红用企业内的员工期权数据介绍了员工期权对员工的助留作用。作者发现员工期权的生效点设计可以促使近05%的员工推迟离职，且推迟的期望时间接近3个月。暨南大学周浩选用PSM和DID估计策略，采用跨国并购数据和企业财务数据研究跨国并购对母国就业及其结构的影响，他发现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本土就业水平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就业结构上看，跨国并购促进了企业雇佣更多的高学历员工，但对员工的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显著影响。东北财经大学张玲的研究结论表明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国企制度对人力资本迁移具有重要影响，体制身份作为影响人力资本跨区域配置的隐性因素，扭曲了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因此，作者指出推动国企改革对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中央财经大学杨再贵研究发现，提高企业缴费率会降低资本劳动比、提高记账利率会使得资本劳动比下降。
当然，人力资本的发展对企业发展同样具有作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纪雯雯指出，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我国创新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并认为这与人力资本错配有关，人力资本行业间冗余与匮乏并存，构成人力资本错配效应，人力资本错配置对创新的负效应大约为53%。而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田永坡则认为，人力资本对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市场发展水平下，人力资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不同。
四、 宏观政策、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
研究宏观政策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对政策制定者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面临产业结构升级、人口结构调整等多方面问题，在制定相关政策前均需要充分的论证。本届论坛上多位学者对相关问题报告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
针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人口出现不足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祁磊认为低生育率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导致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在特大城市政府只控制人口规模而不调整人口结构或许不合理，这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农业大学苗海民则强调劳动力供需的匹配，以应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刘易斯拐点的问题。他认为当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表现出劳动力流动性质，并未表现出劳动力流失性质以及刘易斯拐点部分特征，只能证明劳动力供需不匹配引发的供给性结构矛盾，而非剩余劳动力的不足。北京师范大学刘盼发现当年金市场不完善程度较高时，预期寿命增加会导致消费者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和减少终生劳动供给；随着年金市场的完善，消费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从而也降低了劳动力供给。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王智勇则对东北缓慢的经济增长现象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通过对2014年以来东北经济增速垫底的新东北现象的思考，王智勇认为人才流失是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另外，关于其他宏观政策方面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韩军指出高铁促进了产业升级，使得高铁产业中竞争力较小的产业和工作转移到非高铁部门，或者农村区域。他的研究发现在城市，高铁会导致较高的高端职业的工资上涨，同时带来较低的低端职业的工资上涨，甚至是下降；而在农村，不论是留守劳动力还是农民工，高铁对于工作两极分化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暨南大学朱文涛主要研究高速铁路的服务业就业效应，他发现，高铁能显著提高通过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水平。上海交通大学韩立彬的研究发现房价会降低移民中的高技能人口比例。他发现高技能者更不会选择房价高的城市，其原因是高技能者更多地居住于市中心，面临更大的住房成本。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仍然面临着儿童教育发展不均、收入差距、企业创新不足、结构转型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人”息息相关，参与本届论坛的劳动经济学者们从微观的视角——劳动者和家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阐述。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发现和部分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结合西方劳动经济学理论框架，继续深入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现实问题仍然需要学者们的努力。希望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的交流平台在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学者投入到中国劳动经济学领域研究，共同推动劳动经济学在中国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