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4日，第六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召开。本次研讨会由《经济研究》编辑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旨在深化经济与管理等领域的交叉研究，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方面的深入研讨。
会议开幕式由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主任黎文靖教授主持，暨南大学副校长宋献中教授、《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姜国华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陈冬华教授和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李东辉教授先后致辞。首先，宋献中教授代表校方致辞，他代表暨南大学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祝贺，并向与会人员简要介绍了暨南大学近年来取得的相关成果。宋献中教授认为，本次会议的主题“供给侧改革”与十九大报告的精神紧密相联，因此深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重大的现实意义。郑红亮教授在致辞中认为，研讨会以独特的视角、结合宏观经济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充分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姜国华教授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自开始举办以来的良好发展势头，同时希望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研究能更多地与交叉学科相结合，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供新的动力。陈冬华教授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研讨会的主题需要与现实经济环境高度契合，做到“顶天立地”，并总结了历届会议的三大研究趋势：宏观影响微观、微观预测宏观和宏微观的同源同构。最后，李东辉教授介绍了暨南大学管理学院近年来的主要成果，他表示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研究作为会计学科的重点发展方向并给予大力支持。
开幕式之后，《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主持了嘉宾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海闻教授做了《宏观经济周期与企业长期发展》的主题演讲。他指出，虽然我国当前仍处于经济起飞阶段，但也面临着来自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问题，产业结构发展的主要动力应集中在服务业、城镇化、创新与整合制造业等方面，企业应当从“差异化”及“规模经济”两方面进行把握与突破。随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报告了论文“Labor Market Dynamics in Urban China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Sector”，该文研究了国有企业在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在系统梳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程及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盈利能力、职工议价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对维持国民经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国企改革的内容在于不断提高内部员工的议价能力。最后，广东省金融办党组成员梁建国做了题为《全省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解读》的演讲，他对广东省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并明确了防范金融风险以及金融泡沫的重要任务，重新定位了金融行业的重要性。
本次会议共计收到论文投稿120余篇，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程序，最后选出报告论文24篇。以下根据论文的主题，分类对本届会议的论文内容及报告情况进行简要综述。
一、 经济政策波动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本次会议收到的投稿论文中有很多研究经济政策波动问题，这说明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对微观企业的决策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学者们对此高度关注。
谭文浩和马振鹏的文章《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区域金融发展与集团内部资金配置》采用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政策在微观层面的传导机制。他们研究发现当宏观政策形势趋紧时，企业会利用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调配，以缓解集团企业受到的外部宏观经济政策负面冲击的影响，内部资本市场具有“金融缓冲器”的功能。讨论中，丁友刚认为需要考虑国有企业存在财务公司，国有企业可能会通过财务公司，从而更能利用内部资本市场。陈冬华认为文章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存在支持和掏空的问题，但母子公司之间也可能不一定存在掏空和支持问题，比如可能存在价值链上下游间的关系。
罗正英的文章《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企业避税与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研究》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企业避税和银行信贷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检验。文章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避税程度越高负面信号作用越强烈，企业获得信贷融资的难度越大，而且企业避税会通过会计信息质量和代理成本两个传导机制影响银行信贷的获取。讨论中，王宇伟认为文章过多集中在企业避税和信贷资源可获得性，而较少提及宏观经济环境。
徐光伟和谭瑾的文章《不确定性冲击与企业投资动态：来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准自然试验》利用我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转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冲击对微观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他们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投资与出口呈现出V型走势，而消费则保持相对稳定；在微观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后，企业固定资产、技术资产等实物资产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则相对提高。
唐松等的文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信息环境——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采用Baker et al.(2016)所开发出来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企业信息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他们发现当EPU程度较高时，企业的股价同步性也越高；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非国有企业的股价同步性影响更大。徐光伟认为EPU是月度数据，需要考虑如何将它与年度的财务数据进行匹配。杨志强认为EPU可能与资产定价存在一定的联系。
谭小芬、王雅琦和李松楠的文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他们发现EPU上升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显著下降，融资约束会进一步扩大EPU上升时高效益和低效益企业的杠杆分化程度，并且外部融资依赖性越高、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低、货币市场环境越紧缩的情况下，这两类企业的杠杆分化程度就越大。讨论中，谭文浩认为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下降可能是由其他宏观经济变化所导致，比如金融资产也可能配置到房地产等企业，从而导致杠杆率的降低。王宇伟认为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杠杆率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年龄等因素进行控制。
李兵和林安琪的文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进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文报纸大数据文本的实证分析》构建了中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EPU）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CEPU），运用中国2010—2016年约5000种进出口产品的月度数据，分别估计了EPU和CEPU对产品进出口影响。他们发现，当经济不确定性程度增加时，资本品和最终消费品（相比较于中间投入品）、差异化产品（相比较于同质产品）、复杂度大的产品（相比较于复杂度低的产品）进出口受到的影响更小。杨志强认为可以将进出口产品分开进行考虑。谭文浩认为官方报纸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二、 政府管制、官员变更与企业行为
在我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的行为、变更及其激励机制的变化可能对当地企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也成为本次研讨会的热点问题。
孔东民等的文章《官员晋升、人力资本错配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考察了官员政治晋升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他们发现地方官员存在晋升激励时，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显著降低，这一关系在雇佣过度或者雇佣不足时均显著；但在雇佣不足时，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并未随着雇佣的增加而提升。讨论中，饶品贵认为官员晋升影响人力资源错配和投资效率的逻辑并不清晰，并且工具变量的使用存在一定的偏误，因此可能会遗漏部分重要的观测。朱滔认为企业的劳动投资效率不一定是由官员晋升所引起，也有可能是由官员任期所引起的，所以可能存在替代性的解释。
刘行和李真的文章《官员更替与政府代理问题：来自中国私营企业的证据》考察官员更替对政府代理问题的影响。文章发现官员更替期间的政府摊派显著降低，在经济增长压力越大、辖区内企业的政治风险敏感度越高以及历史上政府摊派越严重的地区，这种抑制效应更加显著，但是官员更替对政府摊派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不存在异质性。姜国华认为，在政府代理问题的分析过程中夹杂着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对二者逻辑关系的理解不够清晰。孔东民认为官员变更存在不同的类型，比如市长变更为书记，带来的不确定性较弱，而由于政府在年初已做好全年预算，导致在年中产生的官员变量对于企业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刘骏等的文章《官员变更与企业税负——来自中国地级市领导变更的证据》考察了地方官员变更对辖区企业税赋的影响。文章发现企业所在地级市市长变更后，税负显著增加。在国有企业、央企以及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税负的增加程度显著较低。龙文滨认为有些地方政府会通过减税吸引投资，政府可能并不一定会增加税负。李世刚等建议采用多种方式计量企业避税。
李凤羽等的文章《党组织参与外部治理能够抑制国企高管的私有收益吗？》以中纪委自2014年起实施的中央企业专项巡视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外部治理是否能够抑制高管私有收益。结果表明中纪委巡视不仅有效降低了被巡视央企高管的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而且还能抑制关联交易掩盖下的利益输送行为。姜国华建议可以比较A股、H股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在不同资本市场的市场反应是否一样，相应的股票表现前后是否存在差异。朱滔认为需进一步讨论对薪酬的具体影响机制和中央企业专项巡视工作的长期影响。
蔡卫星和李世刚的文章《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与企业成长——对Baumol(1990)理论的验证》讨论了人才在政府和企业间的配置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他们基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政府-企业间人才配置指标，实证结果发现人才配置越偏向政府部门的地区企业的成长性越差，在高人力资本依赖型企业、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受到人才偏向政府部门配置的负面影响越大。朱滔认为企业成长和人才配置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饶品贵认为政府与企业均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二者之间对人才配置的影响应该保持均衡。
杜巨澜和战嵩的文章“Mixedownership Reform, Nationalization and Re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化和去国有化均能提高企业利润、生产率和资产运作效率。朱滔认为可以加入更多的中国的制度背景进一步完善机制研究，而且去国有化可能存在较强的自选择问题，需要寻找更好的外生冲击。
三、 金融发展与企业行为
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引领作用，随着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推进，学者们对金融发展与企业行为的互动关系给予了重点关注。
蔡伟毅的文章《金融发展水平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与传统的进口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两种渠道在推动我国技术进步方面的差异，发现OFDI已经成为我国获取国际知识溢出的最主要渠道，但是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并没有显著差异。
钱雪松和杜立的文章《利率市场化与影子银行定价》利用上市公司委托贷款的独特数据，研究利率市场化如何影响企业借款价格及其效率含义等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利率市场化显著提高其借款利率；而对于民营企业，借款价格则随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而显著下降。梁上坤认为，利率市场化会受到其他宏观因素的影响应当予以控制。沈永建认为企业选择委托贷款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徐威认为公司特征在委托贷款前后可能出现显著变化。
钟凯等的文章《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异质性波动——来自“沪港通”的经验证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沪港通”的实施对股价异质性波动的影响，发现“沪港通”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股票股价异质性波动，对合格境外投资者未持股样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讨论中，姚振晔认为可能是政府施加的压力导致信息质量提升。沈永建认为公司可能并非随机选择的，存在自选择问题。陈幸幸认为在A股和A+H股市场上均有交易，可能只是交易方式的改变。
四、 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
我国已经制定了“十三五”产业政策的实施纲要，这对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将产生重大影响，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依然是本次研讨会的热点话题。
樊帅等的文章《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企业投融资行为与财务业绩》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2010年发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受益企业财务业绩的影响，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受益企业中长期财务业绩，对民营企业业绩的提升更为显著。同时，政策实施后受益企业的研发投入、产能投入、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规模均显著增加。讨论中，钟凯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本身盈利能力可能就比较强。汪利锬认为可以考虑将研发投入与产出作为因变量。
钱雪松和康瑾的文章《产业政策、企业“短贷长投”与债务风险》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负债融资及债务风险发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出台后，受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支持的企业的投融资出现错配，产业政策的冲击推高了企业短期借款水平，减少了长期借款水平，但是对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却不明显，因此产业政策冲击加剧了企业“短贷长投”现象。顾水彬认为应用PSM对样本进行配对处理。郑伟宏认为产业政策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
陈冬华和全怡的文章《基础设施投入与审计市场集中度及审计质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对审计市场结构以及审计质量的影响。文章发现，基础设施的完善削弱了地理距离对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的影响，同时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审计质量也出现提高，并且对我国资本市场整体信息环境的改善发挥着积极作用。讨论中，沈洪涛认为大的事务所会并购本地小所，所以事务所的本地化程度可能并未发生变化。饶品贵建议用变动信息检验其因果关系。
汪利锬的文章《政府创新补贴的战略选择与微观效应研究》通过构建离散型的创新补贴理论模型，研究政府补贴对上市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微观效应。文章发现，补贴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因此政府创新补贴总体上显著诱导企业自有R&D投入，当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大时，政府的“择优战略”抑制了企业R&D投入；当企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较小时，“择优战略”显著诱导企业R&D投入。蔡岑认为公司可能采用盈余操纵以吸引更多的政府补贴。许玲玲认为，样本中存在政府扶贫战略企业还有择优战略企业，可能并非随机选择。
曾爱民等的文章《房价波动、财务柔性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考察在宏观房价的外生冲击下，如何影响企业的财务柔性，进而影响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他们发现，在房价快速上涨阶段，房产持有价值越高的企业，股利支付意愿和水平越高，并且，只有内源财务柔性匮乏组，才会依赖房价增长带来的外源财务柔性发放股利。钱雪松认为，房价上涨过快可能存在其他解释，需要排除其他影响。宫汝凯则认为房价的波动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可能是抵押品效应。
宫汝凯和王文春的文章《虚实之间：房地产投资与企业负债》从信贷资金在部门间再配置的视角，探讨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是否以及如何导致企业的去杠杆问题。文章发现，房地产投资比重越高的城市，当地工业企业的负债率越发显著下降，房地产投资对工业企业负债负向效应主要体现在2003年之后、东中部地区、民营、规模较小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饶品贵认为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制造业企业居多且数据仅到2007年，有可能制造业本身也涉及投资性房地产。曾爱民认为35个城市的房价与企业的数据可能存在样本选择的偏误问题。
五、 其他
苏宏通等的文章《微观税负粘性与宏观税收异象》从税收特征和税收监管两个方面检验公司税负粘性与地区间税收增长超GDP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企业所得税税负粘性程度高于流转税，加强税收监管后公司税负粘性显著提高，地区税收增长超GDP增长幅度与当地企业税负粘性正相关。杨玉龙认为需要解释所得税的计税基础问题。郑曼妮认为价外税不应体现在模型当中。
杨玉龙和潘飞的文章《发审委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否会扭曲证监会的IPO资源配置政策》从产业调节政策、区域平衡政策和地区诚信政策三个方面，检验发审委的社会网络关系是否会扭曲IPO资源配置政策。研究发现以发审委为核心而形成的校友关系网络会直接影响证监会的监管及政策执行，并且不同类型的发审委委员所能影响的政策类型有所差异。饶品贵认为需要考虑IPO审核的时间成本以及发审委委员是否是兼职性质。曾爱民认为在文章题目中用“扭曲”不太妥当。
肖志超和胡国强的文章《会计信息预测宏观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盈余传导与风险感知》将净利润分解为资产减值项目和调整会计盈余两部分，考察会计信息宏观经济预测功能的实现路径。实证结果发现资产减值损失和调整会计盈余对GDP经济增长具有预测功能，主要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的感知以及GDP收入法下营业盈余得以实现。梁上坤认为，政府有可能采用多种政策对GDP进行调整，这可能对文章结果产生影响。陈冬华认为，当宏观经济变动较小时企业可以吸收宏观变化的风险；只有当宏观经济变动较大时，企业才考虑宏观风险因素。史永东认为会计信息指标应该选用资产账面价值更为妥当。
最后，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环节由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主任陈冬华教授主持。中国联通企业发展部总经理韦秀长博士进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联通为例》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构建股份制经济提高国有企业的资产配置效率。结合中国联通的混改实例，他指出，中国联通作为集团整体混改的试点单位，应该融合外部资本和商业模式创新，进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饶品贵教授对会议的筹备工作、选稿的主要原则以及专家匿名评审等方面进行了说明，并希望广大学术研究者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的平台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第七届“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将于2018年在北京大学举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伍利娜副教授代表北京大学财务分析与投资理财研究中心诚挚邀请各位学者参与。最后，陈冬华教授总结陈词，他认为人工智能与会计信息技术对会计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未来的会计何去何从，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我们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未来会计学的研究方向可能“功夫在诗外”。
经过与会专家的评审，本次研讨会评选出的优秀论文是：（1）《宏观经济政策波动、区域金融发展与集团内部资金配置》，作者：谭文浩、马振鹏；（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信息环境——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作者：唐松、吴秋君、马杨、孙峥；（3）《基础设施投入与审计市场集中度及审计质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作者：陈冬华、全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