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领域“黑天鹅事件”屡屡发生，极大地影响着国家间、国家与地区间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转向，以及双边、多边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分化与组合，世界正加速迈入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新时代。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需要我们拓展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提升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品质，增强对不断涌现的地缘新问题之解释力，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理论智慧。同时，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常态”运行的大势下，各大国的博弈持续向纵深发展，如何处理好涉及国家核心战略利益的重大地缘经济政治事件，保证我们始终举重若轻地妥善解决好全局性地缘问题，也已成为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深入探讨新形势下地缘政治经济中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对于全面践行习近平主席“打造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设想，深层次参与全球治理、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畅实施，不仅具有强烈的政策启示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建树意义。
    基于这一背景，第三届地缘政治经济学论坛于2017年8月25日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和哈尔滨商业大学联合主办，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工商大学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承办。围绕近年来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中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战略碰撞，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中出现的新问题、逆全球化议题、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课题等方面，与会专家学者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从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学、新地理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视角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提供中国式解决方案。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商业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神户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江西财经大学、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大学等国内外五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开幕式由哈尔滨商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项义军主持，哈尔滨商业大学校长辛宝忠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分别致辞。南开大学副校长佟家栋、哈尔滨商业大学党委书记孙先民、中国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江时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何传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唐宜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黄建忠、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杰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先后做了总结性发言，对与会人员提交的部分学术论文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希望学者们为地缘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贡献力量。

    一、 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与方法创新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继续由单极化向多极化演进，世界正进一步迈入新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大变动时代。尤其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部分传统大国以冷战思维与零和均势偏见企图从地缘战略上围堵中国。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破解这些困局，开拓经济学科研究范式，丰富经济分析工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立胜书记认为，地缘政治经济学为经济学介入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径。中国目前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地缘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和范式展开有效研究，但在研究方法上尤其要注意历史分析法的科学运用和贯彻。研究范围也可以由边疆地缘拓展到海疆、空疆地缘乃至抽象的文化、货币、网络等地缘问题。地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成熟，也必然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南开大学佟家栋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遭遇逆转倾向，世界各国在美国相对弱化后寻求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以占据更有利市场，同时中国的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必须有一个理论基础，这些新趋势新问题宜通过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方法来解释。其中，地缘政治研究的再次热络根本上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全球金融危机打击后经济持续低迷，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由此导致世界地缘政治中多极化倾向进一步加强的结果。地缘经济则是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支配下，国家与区域之间围绕市场、资源、资金技术等形成的竞争、合作与结盟关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更多地通过地缘经济施加影响。地缘经济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实质是一定地理环境约束下的政治选择延续。中国的崛起必然受地缘经济的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和规律影响，因此必须研究好、利用好地缘政治经济学。
    教育部“长江学者”南开大学盛斌教授详细解读了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和关联政治元素的一种新理论范式及其分析方法——国际政治经济学。该研究范式与地缘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因为二者都从政治学与经济学融合的视角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和政策议题，研究方法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就国际政治经济学而言，一是突出国家利益分析，维护国家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利益，比如公平贸易、国家安全、外交政策等，注重分析国家、政府的国际经济贸易政策目标、理念、战略；二是引入了官僚政治分析工具，解构国际经贸政策制订中政治组织架构、权力分配和决策机制的影响；三是将利益集团或特殊政治利益内生置于分析框架中，不仅考虑不同政治体制下利益集团或利益攸关方的作用，也关注利益集团的行为方式（投票、游说、政治捐资、行贿、寻租、抗议等）对一国国际经贸政策制定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此外还渗透了经济与社会历史分析、政治周期分析等方法的运用。北京外国语大学刘友道博士则重点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和变迁，指出其对中国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浙江工商大学刘文革教授指出，地缘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地理因素通过影响地区政治关系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缺陷的弥补，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以服务于资产阶级和国家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必须向为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二战后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三大主要问题，即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局部地区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和平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人类历史的发展纵有起伏和曲折，但囿于对抗、冲突甚至战争的地缘政治学说已不再适用于当前世界范围内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串联起传统地缘政治学所谓的“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覆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其建设和发展注重尊重沿线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客观理性看待别国发展壮大和政策理念，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努力走向合作共赢、风险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成为有效化解诸多地缘政治经济新老问题的各种方案之典范。

    二、 “黑天鹅”飞舞下的逆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合作

    2016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可谓“黑天鹅”飞舞，逆全球化倾向似有重新抬头之忧。最大的一只黑天鹅恐怕就是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上台及其一系列政策转向。从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至今，不仅上任伊始即退出了TPP谈判，5月份退出《巴黎协定》，8月份重开“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又于2017年8月14日启动了对华301调查，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极大不确定性和强烈保守主义倾向，对华态度极为强硬甚至多次威胁。中央财经大学唐宜红教授较详尽提炼了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保护的新特点，认为整个特朗普执政时期现有贸易保护政策将延续下去并可能呈现如下趋势：一是对华贸易保护不仅仍将持续，还可能不断升温；二是贸易保护措施仍将关注知识产权，而保护对象或将集中在中国的优势产品上尤其对华贸易逆差最大的10类产品，如电机电气设备、机械及零部件、轻纺类产品、钢铁制品等；三是未来保护措施或将波及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供应链。对于这些现实和潜在威胁要未雨绸缪，必要时要施以“以牙还牙”反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建忠教授进一步反思了美国政策转向中的中美贸易摩擦激化的形成和出路。站在解决中美贸易失衡和矛盾的高度要把握好如下方面：一是以商业大道克服“冷战”思维，实现中美双赢和两个大国战略动态均衡；二是以大国合作实现全球治理，保证新的多极均衡稳定实现；第三，要以竞争获取话语权，以合作实现话语权；第四，以战略多元化实现中美调和，尤其美国应设法在中美经贸关系中增加供给侧角色；此外，也要注意以战术的精细化将摩擦降到可控水平。
    辽宁大学崔日明教授和山东财经大学王磊则认为特朗普的对外经济政策事实上表现为由前任的地缘政治经济旧思维向求实发展的经济新思维转变的特点。由此，中美双方在处理经贸关系上应超越贸易平衡级别，从更宽广视阈寻求经贸合作的拓展。中国应继续坚持战略定力与开放型对外经济政策，不要盲目追求全球领导者地位，最终实现“一带一路”平台在国家发展与全球治理上的有效平衡。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基于美英等国“黑天鹅”事件频繁出现的逆全球化倾向，探讨了由此引致的潜在风险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DI的影响，其结论与上述研究有相似之处。
    新疆财经大学段秀芳教授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测度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制成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发现中哈两国产业内贸易整体处于较低水平，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产业内贸易潜力较大。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地缘政治经济合作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取得显著成效。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2017）》，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63万亿元，占中国全球贸易总额的257%。2016年11月17日，“一带一路”倡议首次写入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决议。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44号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效果得到各相关省份地区的验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何传添教授全面总结了广东的做法和成效。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发祥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2015年6月，广东在全国首个上报并率先发布《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突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突出与港澳合作尤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突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目标是将广东打造为“一带一路”战略枢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在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成效上，广东的“一带一路”参与度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位，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也居全国首位，已实现“一带一路”重要城市航线全覆盖，开出的中欧班列连通世界。
    中国东北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区域，还与俄罗斯远东地区毗邻，有着明显的地缘优势。加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彼此区域联动，推动两国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无论对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还是俄罗斯远东开发，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哈尔滨商业大学孙先民教授认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实现区域联动后将产生显著的资源互补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圈带辐射效应和网络外溢效应。基于此，首先要客观认识边缘地域及其经济效应，政策上应从传统的经济利益导向向社会福利导向、区域政策导向并重转变。其次，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明显投入不足与要素错配，因此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首要问题是实现桥梁、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一体化网络基础设施，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打造成“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一体化示范区。第三，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提高工业制成品有效供给能力，这是突破贸易产品供需错配、改变工业路径依赖的现实选择。第四，构建以基础设施网络、信息网络、贸易网络为基础的全面合作价值网络。最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属于典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具有软约束性，须确立面向未来的长期制度安排。
    对“一带一路”研究中的规范和认识一致性问题，上海大学特聘教授、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拉美学会副会长江时学提出了启发性观点。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个开放性框架，所涵盖的国家数量理应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第二，“一带一路”是一项包含了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政策沟通尤其是民心相通的系统工程，不应仅仅局限于“设施联通”。第三，同样的原因，不能也不应该为“一带一路”倡议设定时间表。第四，“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仅仅四年左右时间，因此在盘点“一带一路”推进成效时总结好四年来的流量成果即可。第五，“一带一路”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分析评估推行中的各种风险和应对，聚焦点除“设施联通”外还应该全面研究“五通”尤其“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问题。第六，国际产能合作要秉承转移剩余产能的宗旨。最后，注意“一带一路”倡议推行和宣传的策略，纠正“一带一路”宣传中的假大空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跃勤研究员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可能遇到的错综复杂地缘矛盾与风险冲击，应高度重视、妥善处置这些潜在外部地缘冲击与“战略反应”，建议对一带一路涉及的地缘因素与风险加以全面分析、区别对待、因势利导，减少摩擦成本和风险，重塑地缘环境，稳健推进以“五通”为基本内涵的“一带一路”建设大业。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曹若琪博士具体探讨了中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商贸等合作中的机遇和挑战。尽管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频发，但俄罗斯近年来“向东看”、大力推进欧亚经济联盟的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中存在广阔的经贸合作空间和发展机遇，但两国合作领域仍有巨大潜力。
    黑龙江大学戚文海、师成基于地缘政治经济视角研究了“一带一路”下加快推进中俄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平衡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问题。黑龙江省目前正在推动国际大通道建设，建立中俄自贸试验区前景广阔。应以哈尔滨为中心，形成绥芬河-滨海边疆区自贸板块、抚远-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自贸板块、黑河-阿穆尔州自贸板块与哈尔滨中心自贸板块互相连结的“四位一体”自贸区格局。哈尔滨商业大学郭振、周宜昕也从地缘政治经济学角度，运用“内外环”分析法前瞻了中俄国际产能合作的前景。
    中央财经大学杨武、马光明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双边贸易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是影响我国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其与我国的双边贸易额越高。但在具体路径上，财政分权会通过“国内市场分割”和“贸易便利化”两个渠道促进国际贸易，也会通过“‘央地’关系”渠道阻碍国际贸易，但综合效果是财政分权促进了国际贸易。

    四、 世界格局深度调整期地缘经济政治研究的新问题

    2017年6月发生的中印两国持续两个多月的洞朗对峙事件是近年来一次较严重的地缘政治事件。其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在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教授看来，这次中印边境矛盾和冲突的根本性动因恰恰是两国间经济竞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到达临界点后的总爆发，因为印度在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中已全面落后。然而，印度经济的敌人真是中国吗？张杰否定了这种论调，认为：首先，印度经济发展最大的敌人首先是印度自己，其种种制度阻碍极大掣肘了自身发展活力，如政治领域的“公务员专政”制度、土地法和劳工法的负面效应、税收和市场的相互割裂等；其次，发达国家的各种再工业化计划尤其新兴起的智能制造变革几乎葬送了印度制造梦；最后，印度制造的直接竞争者如越南梦、印尼梦、孟加拉梦包括中国梦都不同程度冲击了印度梦。因此，机遇和自身秉赋都不站在印度一边。
    日本神户大学赵来勋教授研究了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企业近些年来通过国际并购打入国际市场，并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进行竞争。这种所谓“蛇吞象”的案例屡见不鲜，如联想兼并IBM的个人电脑部门、吉利并购沃尔沃、印度的塔塔2008年兼并捷豹汽车、海尔2016年收购通用电器的家用电器部门，等等。作者利用市场设计理论和博弈论工具建立了模型，证明金砖国家中只有足够学习能力的企业才能成功获得并购国际大品牌的两个效应：品牌效应和效率效应。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些好的企业通过国际并购提升本国企业技术和它们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但对于低效率企业的国际并购则应谨慎对待。
    西南财经大学孙楚仁采用计量分析模型并运用世界银行等机构2000—2015年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在境外建设的跨国工业园区确实促进了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其逻辑是，中国在境外建立产业园区，有助于产业整体迁移，有利于中国企业利用集聚效应走出去，因而可能促进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该结论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境外产业园区”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支撑。西南财大汪勇、王高义则通过国际贸易和投资流量构造了秩序距离指标来预测地缘风险问题。而秩序距离测度的是两国之间的亲疏关系，一国与美国的秩序距离可以反映该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偏离程度，其他国家对中美的距离是核心解释变量。其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国际格局总体趋势是从美国单极向中美双极演化，双极格局已初具雏形，一带一路、东盟以及OPEC成员国对这一趋势的推动尤其明显。秩序距离对地缘风险有显著的预测力。
    浙江工商大学谢杰、金钊、赵婷等抓住金融危机这一自然实验机会，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收入冲击对出口的异质性影响，发现金融危机下的收入冲击对高质量产品出口的抑制作用强于低质量产品。同时，随着外部收入冲击增强，中国产品出口异质性变得愈发强烈，一般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小规模企业相对于大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在高质量产品出口中的下滑更严重。在欧美市场高端消费未全面重启之前，作为出口主力的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低端市场仍有相当大拓展空间，这也为我国经济艰巨的转型升级及企业增强创新能力赢得了一些时间。
    天津财经大学杜国祥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国际生产中异质型“非股权形式”（nonequity modes，NEM）对东道国在GVC（global value chains）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表明：模块型和关联型NEM会提高前向参与，从而促进东道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俘获型NEM则会降低前向参与，抑制东道国GVC分工地位的提升。不同于理论预期，模块型NEM不影响后向参与，关联型NEM提高后向参与，而俘获型NEM则降低后向参与。因此，异质性NEM对GVC分工地位的影响，取决于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的净效应，且前向参与效应大于后向参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