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改革也进入深水区。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问题，也需要新的动力。未来中国如何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如何构建等诸多重大问题都需要根据党中央精神加强研究。鉴于此，《经济研究》编辑部和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于2016年4月23—24日共同主办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建设”学术研讨会，以加强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10多篇论文，最后入选论文共46篇。全部论文分为法律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与税收、收入分配与贫困、创新与技术进步、货币与金融、产业与贸易等八个部分进行报告，现综述如下。
一、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就中国经济当前的形势和供给侧的改革做了演讲。他提出，从供给方面看，当前农业生产形势整体平稳，工业生产缓中趋稳；需求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回升，商品消费增长稳定，外需依然低迷但吸收外商投资略增；物价方面，CPI温和上涨，但PPI依然为负。总体来讲宏观经济运行平稳、结构优化、好于预期。裴长洪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进行了区分，认为需求是一个价值总量概念，而供给端既有价值量关系，也有商品服务类别的关系，还包括生产者社会关系，核心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所以覆盖的政策范围要宽广得多。随后他从工业、农业、房地产、土地、财政、货币、公共产品和服务、消费、价格形成机制、对外开放等10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提出，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消除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并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实现高质、有效、公平和持续的发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卢现祥教授提出，经济结构调整从表面上看是产业、技术及数量的协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制度的适应性效率问题。供给侧改革必须从完善我国制度性激励体系入手，提高制度适应性效率，让市场真正决定资源配置和产业发展。西南政法大学张国林教授认为，人们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约束下行动，经济增长快慢与否也受制度的约束。新常态下只能依靠创新和效率的提高来支撑经济增长，要提高效率，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特别注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二、法律与经济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汪利锬以2008年《专利法》修订为研究对象，发现本次修订后，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低的地区，专利执法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相对高的地区则相反，专利执法效果取决于当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山东大学苗妙等利用中国2001—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专利诉讼案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声誉机制在企业诉讼和解以及上诉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又有所差异。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弱，当事人越不易和解且越倾向于上诉，而融资约束较强的上市公司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同样难以达成和解且倾向于上诉；注重声誉的公司在调解阶段往往不易和解，但在判决阶段也不轻易选择上诉。
山东大学褚红丽和魏建研究了腐败金额对腐败惩罚水平的影响。他们从2014年中国法院公布的受贿罪一审判决文书中挖掘出相关信息，计量分析发现，腐败金额越多，判刑时间越长；但腐败惩罚呈现出边际递减现象。同时，惩罚的决定还呈现出地区差异，受贿金额不断增加时，法官判刑的增加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而减少，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判决更轻，但惩罚没有显著的城乡差异。要降低惩罚边际递减的影响，就要提高惩罚概率，丰富惩罚类型，适度降低腐败金额与惩罚水平之间的关联。
山东大学於勇成基于四个直辖市合同纠纷案件的一审判决书，发现在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等方面更“富有”的当事人更容易取得胜诉。为减少当事人资源对法院判决的影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第一，加强立法工作，为法官独立审判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第二，加强监督工作，保障法官正确行使独立审判权；第三，加强法官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和威信。
土地制度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熊金武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了“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基础，认为其是中国传统土地思想的精华，但曾受到过扭曲和误解，应该完善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土地制度。
山东大学魏建从产权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法律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他认为科斯通过交易费用将法律与经济发展关联起来，但对于交易成本的强调并没有对产权配置给出具体指引。他通过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引出产权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机制，包括产权的激励机制、产权的保护机制和产权的配置机制，并通过现实中的产权主体改革、竞争法以及供给侧改革等做了具体分析。
三、政府与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刘瑞分析了中国的五年规划特别是“十二五”规划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并结合市场经济的特点与我国国情提出，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仍离不开政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应充分发挥规划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坚持供给侧改革与扩大内需，合力解决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五大目标。
华南农业大学罗必良提出，国有企业是特殊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应贯彻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同时要搭建与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夏杰长和刘诚分析了行政审批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通过市场准入的博弈分析发现：行政审批可以通过减少企业交易费用而促进经济增长；行政审批可以抑制社会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渐进性的审批改革确实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其微观机制是减少了企业的交易费用。他们通过2000—2013年地级市数据和2010—2014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前述命题，并采用IV、安慰剂检验等方法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西南财经大学的梁平汉和高楠关注了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结构对政府行为和政策制定的影响，用199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平均而言，如果省委常委会内部多样化指标增加1个标准差，则次年当地国有部门人员规模增加1%，民营经济投资降低0.87个百分点，社会投资总量降低0.61个百分点。
中山大学的张莉和宋光祥利用2000—2013年中国地级市数据进行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地级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他们通过渐进式双重差分法对撤县设区政策动态效果的考察发现，其对地级市投资增长的拉动效果从当年开始先递增再递减；通过分样本回归对撤县设区政策效果异质性的考察发现，撤县设区拉动地级市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城市。而且，撤县设区政策实施时并不存在明显的挑选赢家和输家的行为。
西南政法大学高昊研究了中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分析了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区域政策的演变和更替，认为经济区域划分需要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发展状况相适应。
中山大学的阳义南和章上峰考察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基于CGSS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2SLS估计结果表明，总体上市场化改革对父辈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父亲对子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越小。多组比较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显示，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调节作用更大的同时，父辈的影响也更大；在西部地区的调节作用居中，父辈的影响也居中；在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相对小，父辈的影响也更小。二者的同步性说明我国具有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同时并行影响代际流动性的“双重流动机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徐寿福考察了市场错误定价、管理层权力和政府干预等因素在公司创新投资决策中的作用机制，指出以公司管理层为决策主体、以市场估值为指挥棒的“市场”机制在公司创新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四、人口与社会福利
人口问题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山东大学黄少安辨析了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和人力资本红利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发现媒体和大众误以为刘易斯拐点是劳动力短缺的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点，其实刘易斯强调的是劳动者工资从低于均衡工资向等于均衡工资、劳动力市场从供大于求向供求均衡转移。中国目前有9亿劳动力总量，而且有大量隐形失业，结构性短缺和结构性剩余是同时存在的。而过度的放松生育管制并不能解决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总体来看，应该采取结构性放松和结构性紧缩的生育政策。山东大学的刘小鸽和司海平利用CFPS数据从微观视角考察了计划生育对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及效果。研究发现：第一，计划生育改变了家庭规模，家庭规模显著负向影响个体向上代际流动。第二，兄弟姐妹对个体代际流动的负向效应在不同的家庭中程度不一样。第三，兄弟姐妹数量对个体代际流动的影响存在正负两种效应，一是兄弟姐妹数量通过减少个体受教育年限降低了个体向上流动的概率，二是兄弟姐妹数量本身作为个体的社会资本，拥有越多的兄弟姐妹数量，其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王素素和蒋金山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从死亡年龄、丧偶后的存活年限和死亡风险三个角度考察子女对父母的保障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利条件下，有子女的个体比无子女的个体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其死亡年龄和存活年限都更长，死亡风险更小。子女数量不同，对父母的保障作用存在差异。在亲属关系中，其他的变量都没有表现出像子女、父母变量这样显著，主要是由关系亲疏所致。
山东大学梁超等人以CHARLS数据中的彩礼、嫁妆数据作为婚姻市场竞争的度量，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出1980年到2013年各地适婚人群性别比，发现性别比失衡显著地推高了男方家庭支付彩礼的概率和金额，对女方家庭支付嫁妆的概率和金额并未有显著作用，而且农村地区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此外，性别比失衡引起的婚姻市场竞争也推动农村地区结婚年龄走低；而在性别比失衡情形下，农村女孩相比男孩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投资。
清华大学张新等利用浙江省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结果表明：参加“新农合”，提高了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和非本地户籍劳动力的工资率；提高了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收入，但是对他们的劳动时间没有显著影响；降低了非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但是没有显著影响他们的劳动收入。
南开大学周广肃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发现，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互联网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直接和间接效果：直接对居民的精神需求产生影响，间接降低居民对于物质收入的主观看重程度。互联网的使用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显著提升，但是降低了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幸福感的显著效果主要存在于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教育阶层、较少社会网络群体以及大中城市居民中。
五、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和储蓄
西南财经大学楚天舒和文强研究了广受关注的劳动收入比重问题，他们在对统计口径调整后，核算了定义完整的劳动收入数据，实证结果发现：（1）使用完整的劳动收入数据，劳动收入比重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无关，而使用不完整的数据，劳动收入比重呈U型规律变动；（2）政府干预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文献发现的其他影响因素不具有解释能力。
西南政法大学的方鸿通过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型展现了经济增长的成分不同也会对贫困减缓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之后的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度与就业门槛决定着一个部门的减贫效应。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经济四大行业中农业与建筑业的增长在农村贫困减缓方面的作用最明显，其次是工业，服务业作用最低。从所有制类型来看，工业内部外资工业与集体工业减贫作用不显著，国有工业部门减贫作用也比较微弱，民营工业部门的减贫作用最明显。
天津工业大学李程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性建立了二元结构条件下的消费需求函数，结论表明：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内生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中，使得城乡收入差距和居民消费率同时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关；第二，以城乡收入差距为门槛，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率具有非线性的关系，收入差距比较小时，服务业占比增加会提高消费需求，而收入差距比较大时则相反。
西南政法大学的李树和于文超利用CHFS2011数据的研究发现：幸福感上升会显著提高家庭消费支出，且这一影响对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而言越大。同时，幸福感上升有助于增加家庭享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提高家庭社交活动支出，降低家庭面临的收入下降风险，这是更高幸福感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此外，幸福感并未显著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
楚天舒和文强研究了“中国高储蓄率之谜”，他们发现：（1）数据显示，住户部门储蓄是中国总储蓄以及储蓄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住户部门中的高收入家庭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理论推导显示，当家庭储蓄率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单调上升时，收入不平等对总储蓄率的边际影响由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平均水平的交互项决定，即收入不平等对总储蓄率具有非线性影响；（3）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实证结果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对总储蓄率的影响方式与理论预测一致。因此，他们认为缩小收入差距可能是刺激我国消费的有效政策。
六、研发、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繁荣企业家精神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陈刚基于CHIP2008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估计显示，独生子女的创业概率和创业意愿均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其对独生子女个性特征的估计也显示，独生子女在风险容忍、竞争精神和信任等导向居民高创业概率和高创业意愿的个性特征上的表现都逊于非独生子女。
协同研发正逐步成为企业组织创新的重要方式。中山大学周开国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融资能力与“融智”能力选择企业合作或独立研发方式的模型，并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问卷数据实证检验了模型。他的研究揭示出，在相同条件下，企业融资约束越宽松（融资能力越强）、创新能力（“融智”能力）越弱时，其协同研发的意愿及支出将越高，而且，企业在面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时，融资约束对自身研发、协同研发的抑制效应会更明显。他据此提出，政府应通过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企业纵向合作等加快企业转型升级。
金融体系是区域创新的重要支撑。山西师范大学肖黎明应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我国大陆31省份1998—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显示：融资结构和产品结构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呈“倒U型”关系；当直接融资比例上升时，区域创新能力将提升，但该比例的进一步提高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甚至会阻碍创新；金融结构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强度也具有差异；经济的发展强化了产品结构的创新效应，但弱化了融资结构对创新的正向作用。
上海财经大学朱晨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运营情况调查数据研究了不同创新模式对企业吸纳就业的影响。研究显示，工艺创新的价格效应对吸纳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而产品创新对吸纳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对偏向使用更高技能劳动者的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对企业吸纳就业的正效应较弱。
吉林大学刘海英等构建了排污权交易与清洁技术研发补贴制度下的企业清洁技术变迁机制模型，并利用我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试点省份的数据对该模型作了检验。研究表明：工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提高了试点省份的清洁技术创新水平；清洁技术研发补贴对清洁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补贴幅度依次迈过二个门槛值，清洁技术研发投入水平先显著增长随后下降。他们因此提出，应通过健全排污权交易制度、强化监管体系、提高清洁技术研发财政资助力度并适当规避高强度补贴等，促进清洁生产技术创新与污染物减排。
七、金融与财政
政府债务是政府与学者们均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陈梦根采用线性与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对金砖国家和部分OECD国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动态角度考察了二者关系的变迁轨迹。研究显示，全样本期内多数国家并未发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而滚动窗口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并且这种异质性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
南开大学郭玉清利用空间滞后Tobit及非线性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激励机制及增长绩效。该研究发现，在纵向失衡分权框架中，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受跨期、跨域两类预算软约束激励，形成了一种“风险偏好”型的区域互动模式，偿债风险集中在税基孱弱的落后省区。武汉大学郭柃沂等研究了商品税率、劳动所得税率、资本所得税率、社保费率和财政支出政策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贡献率及动态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显示：商品税政策冲击对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贡献率达65%以上；积极的税费政策和紧缩的财政支出政策均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而劳动所得税率和社保费率下降更有利于经济稳定和持续增长；减免税费政策有利于提高财政可持续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货币”现象，且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成本推动型的。他们因此提出，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税收政策，并以降低劳动所得税率和社保费率为主的措施来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并辅以基准利率的提高来抵抗通胀压力。
安徽科技学院余吉祥和范小敏实证研究了中国的土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显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导致地方政府出让了更多的土地。他们因此提出，重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可促成中国土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中小微企业对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当前，中小微企业仍面临着融资困难的问题。南京农业大学林乐芬基于浙江省宁波地区商业银行和中小微企业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市场中供给同质化和需求异质性之间存在的不匹配现象，揭示出：大型商业银行在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市场能更高地匹配企业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强调风险控制的商业银行其信贷产品与中小微企业需求匹配度较低；企业主受教育程度与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供求匹配度之间正相关；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市场中存在规模歧视，规模越小的企业信贷产品需求的匹配度越低；独立第三方审计、信用评级等信贷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供求匹配；获得政府政策支持有利于中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需求匹配度提升。林乐芬提出，应着手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产品的研发、授信与营销方式，规范中小微企业财务状况，建立完善信贷基础设施等举措提高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信贷产品市场供求匹配度。
江西财经大学黄飞鸣构建了新的金融约束指数，并应用2004—2013年的数据对我国A股公司的投融资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我国的金融约束政策是松紧反复的；金融约束的程度越强，国有上市公司获得的融资机会越多，其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湘潭大学湛泳提出了资本敏感度和军民融合产业外部性假说，并基于2007—2014年中国239家军民融合类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变系数模型和GMM动态面板模型对该假说进行了验证。研究显示：资本市场对军民融合产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股票市场和银行中长期信贷对军民融合的敏感度大于企业债券且传统“军转民”企业受资本市场的支持力度最大；中国军民融合仍处于成长阶段，对第二产业有正外部性，对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对高技术产业存在挤出效应；资本市场能通过推动军民融合的发展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但对产业升级的间接效应不明显。
八、产业与企业行为
复旦大学李强引入企业的异质性，从理论上探讨了经济活动集聚影响企业出口绩效的机制，并采用中国2002—2009年的企业微观数据对该理论机制作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绩效，并且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对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外资企业集聚的出口效应的发挥能够产生最大的提升作用。李强提出，引导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以及产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山西师范大学郭根龙和鲁慧鑫实证研究了服务业进口与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进口及源于发达国家的FDI对于我国12个细分制造业的影响不同；从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进口及源于发达国家的FDI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最强；与我国更近的文化距离可提升服务业进口与FDI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与服务业进口可协同作用促进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上海金融学院杨智峰构建了两部门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变迁模型，并通过对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经验事实的分析校准模型参数，对中国工业内部结构变迁的动因和机制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表明：轻重工业劳动和资本的变化不是工业内部产出结构变化的动因，工业内部产出结构变化的动因是轻重工业技术进步率的相对变化，而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较高的技术进步率，是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因；重工业技术进步对轻工业产出存在溢出效应。杨智峰因此提出，政府应当积极推动重工业技术进步，有力地推动工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
天津财经大学于博以2007—2013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企业商业信用再配置行为在新常态下的存在性、异质性及其演变逻辑。研究发现：在新常态下国有企业呈现出了比民营企业更强的再配置意愿，并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了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的结构性再平衡；宽松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再配置意愿的强化效应高于民企，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融资比较优势，该异质性意味着全社会资金再分配成本的降低以及资本要素在微观主体之间再平衡效率的提升。
西南政法大学于文超利用世界银行2005年中国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饮食社交”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抬高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获取政策信息的动机，从而显著抬高了其“饮食社交”支出。于文超提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可减少企业以政策信息获取为目标的“饮食社交”，有助于抑制非生产性活动，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