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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5)暨上合组织开放合作论坛”综述
时间:2016-02-03       稿件来源:江苏师范大学

    由江苏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经济学专业委员会、中山大学产业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师范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2015)暨上合组织开放合作论坛于2015年11月28—29日在江苏师范大学成功召开。会议收到120多篇论文,来自中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30多位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共有11场大会主题报告和6个分会场的专题讨论。论坛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与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主题,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与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演进,“一带一路”建设与新中国经济空间演化,新常态下的城镇化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要素集聚、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等专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讨论。80余位专家学者发言,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一、十八届五中全会与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演进
    经济新常态下的“一带一路”建设,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落实,大数据时代的研究方法将使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焕发勃勃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教授系统解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新的发展观、六个坚持、七个布局、十个目标”等内容,分析了中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新环境与新问题,阐明了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与人口流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八届五中全会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发展路径安排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空间演化,通过生动阐述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特别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的几个重要说明,明确了当前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及未来研究方向,对于推进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务院参事陈全生教授分析了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他从翔实细致的数据分析出发,深度阐述了中国经济形势“成绩来之不易,困难不可低估”的现状;用“形有波动,势乃向好”形象地阐释了“稳中趋缓,稳中向好,稳中有难,难在哪里”。他指出中国经济最根本问题是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他举例说明学习硅谷,必须学其本质所在,政府职能是打造制度环境,并且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阐释中国突破目前困境的思路。
    本届大会主席梁琦教授紧扣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了《“一带一路”建设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报告。她指出,过去的一年里,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愿景并出台了纲领性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三十多年来,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一带一路”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序幕,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版图,正在逐步铺开,必将构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全新的空间格局。宏伟的空间布局需要理论基础的强大支撑,经济的全新空间格局需要经济理论的伟大实践。那么,这个理论是什么呢?毫无疑问,那就是新世纪经济学对人类的贡献——空间经济学。梁琦教授还介绍了她率领的学术团队近三年在空间经济理论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倪鹏飞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空间发展存在明显的不协调,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经济空间布局应做出重大调整,“十三五”期间将出现中国城镇化引致“一团五线”城市群空间演化趋向;“一团五线”城市群空间演化模型的主要内容是:东中部的城市群网状体系聚合成“团”,形同一只密集城市城镇“巨掌”;东北和西部的城市群带状体系延伸出“五线”,沿京哈、陇海-兰新、长江下游、沪昆和沿海城市发展带形成“五根手指”,以此基础形成“互联开放、以点带面、适度平衡”的中国经济空间战略的核心内容,“一团五线”城市群空间演化突破了“胡焕庸线”对中国经济空间演化及优化的限制。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绿色发展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大学石敏俊教授研究了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硬约束条件下中国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过程。他从贸易成本、生产成本、就业区位和人口流动的角度全面进行阐述,运用生活成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省际差异等要素构建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引入能源运输能力、水资源等限制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市场化与环境资源的相互角力,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再平衡的方向是“大分散、小集中”。
    北京大学沈体雁教授和于瀚辰博士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前瞻,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理论进展进行了评价,梳理了重要的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以及中国的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和瓶颈;空间计量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前沿,尤其在“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国防科技大学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谭跃进教授以大数据思维模式入手,介绍了复杂经济系统的空间动态建模方法;利用当前大数据的便利条件,分析中国区域经济活动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不同商品的关联性;运用商品需求吸引、投资吸引、移民吸引等“吸引性”概念,探索复杂经济系统结构演化的空间动态行为。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蒋涛副教授、王锋博士依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对空间经济学的中国理论和实践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就中国的城市化、产业转型与产业集群、空间经济结构变迁、大数据时代的空间计量及空间统计、经济转型相关问题进行了评论。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新中国经济空间演化
    空间经济学的国际要素转移与集聚研究文献,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陈耀教授从大通道建设提升通达性、陆海节点城市建设、富余产能输出、海外建设产业园区、跨境电商、国际资源利用、教育文化交流等方面论述了“一带一路”拓展中国发展空间及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意义;从“古今传承”、“内外开放”、“海陆统筹”、“东西互济”、“虚实结合”、“中外共赢”等六个方面论述了“一带一路”政策的综合性与统筹性,找出了中国重点国际合作区域以及拓宽合作的各种路径。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铮教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论述经济空间与“一带一路”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G20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选取金融业区位商、制造业区位商以及能源对外依存度等变量进行动态聚类,分析了金融输出国、资源输出国和制造业国之间的国际博弈过程;当前的世界主导权由“路权和通信权”替代了“陆权和海权”,“一带一路”政策即是中国争取“路权、通信权和话语权”的关键步骤。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赵伟教授从生产要素国际空间集聚与转移的角度,运用西方经典的空间经济模型揭示产业升级将会引发衰退的风险;论述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实施“一带一路”建设,既避免雪崩式衰退又实现产业升级的现实路径;要用收入分配政策来诱致劳动力向高端产业的配置与转移,由此防范低端产业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力过剩所引发的“鲍莫尔病”。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阿列克谢耶芙娜博士分析了“新丝绸之路下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与经济状况”;俄罗斯关乎国家利益的三大工程,即北冰洋新航道的开发、“哈塞克斯坦—奥伦堡—喀山—莫斯科—圣彼得堡”洲际货运铁路、远东水陆丝绸之路等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一带一路”经济空间融合,具有重要的空间经济学实践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健云教授阐述了“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金融空间的关系,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必然面临各种可能的金融与货币风险,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系统谋划预防和控制国际金融与货币风险及危机的机制与制度安排,不断开拓金融战略空间,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调整与演变产生积极影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吴福象教授和段巍博士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考察贸易格局与区域一体化,来自不同国际市场的作用力会影响国内投资流向,而“作用力”的传导是通过贸易成本来实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带来的新贸易格局,可以让市场的力量对产业布局进行再平衡,而新战略区域整体带来的贸易成本降低效应,会因发展的阶段性、一体化的阶段性不同而影响不同;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生产力布局与积极的一体化政策,推动新战略区域的建设,重塑具有经济效率以及相对稳定的中国经济地理空间。云南大学梁双陆教授和张利军博士基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中商品贸易数据,运用贸易竞争性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计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各自所在区域的贸易竞争性和贸易互补性,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拓展与沿线国家贸易,开辟新的战略空间的建议。上海海事大学俞路副教授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拟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口贸易流量模型;在“一带一路”的三条贸易路线中,北线的贸易关系最为稳固;“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过度”的国家往往也是“进口过度”的国家,较为封闭的国家通常都是“进出口都不足”的国家。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尤里·弗拉基米洛维奇·耶果洛夫副教授分析了俄罗斯高铁发展现状,针对中国高铁“走出去”给出了政策建议。江苏师范大学蒋昭侠教授从中俄关系角度论述了经济空间向环境空间的转向。徐可博士分析了中俄哈蒙四国交界的阿勒泰地区推进“四国六方”会谈的机制。白俄罗斯《新经济》总编普里坚科、白俄罗斯国立大学王超博士分析了中白双方贸易直接结算的可行性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新常态下的城镇化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中国新常态下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带动了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理论发展,论坛不仅涉及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还延伸到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的关系。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范剑勇教授针对“高房价与低工资”的悖论,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人口规模与工资、房价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居住模式与政府土地政策之间关系的原因;新增常住人口以工业用地的“工棚”或“城中村”为主的居住模式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居住模式,因而统筹跨区域城乡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针对流动人口实施公共产品均等化政策。
    南开大学踪家峰教授和周亮博士实证研究了城市规模与城市中职业搜寻者失业持续时长的关系,在控制其余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因素之后,针对城镇人口样本,城市人口每增加1%,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概率提升348%;针对流动人口样本,城市人口规模增加1%,相应的风险率提高867%,远远低于城镇人口样本中集聚经济对风险率34%的增加值,这显然具有政策含义。
    南京财经大学张文武副教授分析了城市规模扩大对个人发展的影响,认为城市规模对就业概率、经验积累和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个人社会地位上升的影响不确定;城市规模对个人社会地位、经验积累和工资收入等的影响具有能力门槛,但对就业概率的影响并没有体现出能力偏好;城市户籍样本在职业发展、经验积累和社会地位上升方面比农村户籍样本拥有较大的优势,但两者的工资收入差异并不明显。湖南商学院何文举教授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剖析地方收入水平和公共财政支出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机制:人均财政支出对人口净迁移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人均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最大;较高的人均教育支出、人均社会福利保障支出和人均医疗与卫生支出均不同程度吸引人口的流入;人均农林水务支出的作用非常微弱;周边地区人口流动对本地人口迁移也有较大带动作用,区域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及其外部因素对人口迁移具有较强推拉力作用;提出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优化产业升级以推进城镇化建设,实现公共服务均化及城市和人口良性集聚的政策建议。广西大学的南添引入克鲁格曼指数对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利用欧氏距离法测度了“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组团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地缘经济关系的动态变化及其匹配关系;经济带内各城市组团应该根据匹配结果,采取不同的措施化竞争为互补,增强经济联系,共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和周玉龙博士区分了“地区”和“空间”两派区域经济政策干预方法,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经济体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等机制体制的完善性;经济体不同的制度发展阶段应该采用差异化的政策干预,基于地区的发展思路更适用于要素市场不够完全的地区,这是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特点,中央在实施地方发展政策要尽量摒弃“一刀切”的区域干预政策,在制定发展战略时积极考虑地方背景,提高政策精确性,完善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军副教授和张三峰博士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区域公共福利水平的影响,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区位熵与区域人均教育支出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呈U型关系,但对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没有影响;区位熵、制造业就业密度都与区域公共福利指数有正向关系,并存在门槛效应;初始阶段的产业聚集将对社会服务性公共福利产生“挤出效应”;超过临界值之后,政府将调整其公共支出结构,从偏向生产性投资,转为偏向公共福利方面;推进城镇化与产业聚集协同发展、引导产业适度转移、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对公共福利的供给责任是提升区域公共福利及其均等化的有效措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刘子飞博士揭示了经济发展、城镇化对城市绿化水平的影响:经济发展与城市绿化水平呈复杂的“N”型关系,拐点分别是人均GDP为40393元和100559元;城镇化对城市绿化水平有积极影响,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城市绿化覆盖率将增加00927个单位;城市绿化水平在个体和时期上均存在差异,表现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下降趋势。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司增绰副教授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通过计算苏鲁豫皖四省交通运输业最初投入结构系数和增加值结构系数、中间需求率与中间投入率、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对四省交通运输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特点进行实证分析,为中国交通运输业运用空间经济理论分析提供了案例。
    四、要素集聚、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集聚与转移是空间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要素集聚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程度具有差异性,新常态下的深化研究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将有所启示。
    天津财经大学郭彦卿、杨峥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分析了要素流动内在机制,并利用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性,以城市分形理论为基础证实了京津冀城镇层级体系存在的问题;交通基础设施对于驱动京津冀高技术产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并不明显,亟需对京津冀城镇体系的产业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加强三地间地方政府合作,使其交通区域一体化,在创新驱动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协同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袁冬梅教授在“中心-外围”模型基础上引入离心力因素,构建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不同运输成本与离心力效应对产业扩散的影响不同,运输成本较低且对原集聚区域的正向作用较小时,较小的离心力作用就能使产业发生扩散;运输成本适中且对原集聚区域正向作用较大时,增大离心力作用也难以实现产业扩散;运输成本适中且对原集聚区域正向作用较小时,较小的离心力也能导致产业扩散;运输成本较高且对原集聚区域起反向作用时,即使不存在离心力也会导致产业扩散;地方政府应加强合作,在制定产业转移决策时充分考虑离心力与产业运输成本的关系,适时有效地推进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应加快离心力作用大的产业的扩散,加大对国际上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承接与内部升级,中西部地区应该不断完善自身条件,积极承接符合当地资源条件的产业转移,加强地区内部的产业合作。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赵丽君比较了长三角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功能分工的差异,研究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发现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和部分消费者服务业在规模较大的城市集聚,规模较小的城市则以政府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为主;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的调整和优化,构造层次有别的区域产业联动,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转型升级。安徽科技学院李强博士分析了经济活动集聚、技术复杂程度与企业出口绩效的关系;以企业异质性框架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中国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集聚显著提高了中国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绩效;从不同所有制结构样本的估计结果来看,外资企业的集聚对出口绩效影响最明显,企业技术复杂度的增加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出口效应的发挥能够产生最大的提升作用。
    兰州理工大学李春梅和谭词测算了近二十年间工业各部门空间基尼系数、总体工业加权基尼系数、各省份工业平均集中度、各省份工业行业份额指标,从“时间、空间、行业”三个维度对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行业特征、区位选择和空间路径进行了测度分析,近10年来的中国工业处于分散转移中,工业空间分布结构具有多圈层“中心—外围”特征;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分散转移早于资本密集型工业,而后者分散转移更为迅速和显著;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体现了地理毗邻效应和梯度转移原则;中部地区呈现成为工业“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第二中心”的发展趋势;西南、西北地区在区际产业转移中受惠微小,且地区内部工业差距扩大;东部地区“腾笼换鸟”式的工业集中转移尚未发生,现阶段工业分散转移与国家推动区际产业转移的政策目标契合度不高。深圳市宝安区发展研究中心熊雪如博士和王泽填分析了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以中国八大区域为空间样本,对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及传导路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产业转移总体上是有序的,且这种产业有序转移可以通过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分工、区域产业关联,以及区域产业发展总体效率变动四大路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江苏师范大学王世进副教授研究了沿东陇海线经济带产业集群与新经济增长极培育问题,认为资源加工型产业集群是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的核心内容;运用网络模型研究东陇海线资源加工群的形成原因,阐述资源加工型产业集群的动态演化路径,对促进东陇海线资源加工型产业集群与新的经济增长极发展提出了对策与措施。
    南京审计学院韩峰利用空间计量技术分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交通拥堵效应及其空间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伴随城市及邻近城市交通密度提高,城市化均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且多数城市道路的交通空间密度过大,出现了拥堵效应。城市化进程中拥堵外部性的有效作用范围为300公里,该范围内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的平均拥堵水平最高,小城市和中等城市次之,而Ⅱ型大城市最小;西部地区在城市化中的交通拥堵效应更甚于东中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拥堵效应主要来自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中部地区则主要来源于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及小城市;西部地区各等级城市中的拥堵效应均普遍偏高。中国基本形成了沿“京哈—包昆通道”和东部沿海等两条明显的拥堵城市带;交通拥堵的空间效应已成为制约中国新型城镇化有效推进的重要阻力。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范林榜副教授认为共生理论为研究物流圈内相关单元协作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将共生理论引入到物流圈共生实践中,在分析物流圈的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三要素的基础上,揭示物流圈内共生单元的共生机理,为促进互惠物流圈构建、提高物流业的运行效率和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

 

    作者:朱舜、王锋、蒋涛,江苏师范大学,邮政编码:221116;梁琦(通讯作者),中山大学,江苏师范大学,邮政编码:221116,电子信箱:liangqi9@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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