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杂志社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共同发起的首届“文化与经济论坛”在中央财经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院科研局副局长张平研究员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党总支书记李涛教授在开幕式上分别致辞，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20余位学者进行了专题论文的汇报和讨论。
    文化对经济发展发挥着重大且深远的作用，而文化的形成与演进也反过来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次论坛以信任研究为视角，强调信任的内在文化和经济含义，以及信任在文化与经济发展互动中的重要作用。总的来看，与会学者的论文和讨论围绕着三个相关的重要研究领域，即文化和经济因素作为信任的形成和演进机制、信任对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信任作为文化与经济发展间互动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拓展了文化与经济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边界。我们将本次论坛的论文和讨论综述如下。
    一、 文化与经济因素对信任的影响
    信任的本质是一种乐观的信念，是决策者对于他人会给予自己互惠的正向回报的乐观预期。由于人总是生存于社会互动之中，所以信任——包括社会信任(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和特殊信任(对特定人群的信任)——的形成与演进很可能会因为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那么，伴随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文化演进和经济发展究竟是否对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实际检验的问题。
    李涛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数据，详细研究了我国居民对本地干部信任程度的决定因素和现实后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居民对本地干部的信任程度既受到自身特征，比如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其与政府打交道经历的影响，特别是与政府打交道时不愉快和不满意的经历会显著降低居民对政府干部的信任程度。从后果上看，居民对本地干部的信任既会显著提升居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也会提升其生活满意度，但会减少其社会捐助支出。
    信任是纯粹的策略性互惠，还是也受到决策者关心他人福利的偏好的影响？李彬和张亚莲的研究讨论了信任博弈中信任决策和回报信任决策的潜在动机。他们通过三组不同的投资实验对比发现，激励信任决策的动机主要是策略互惠，而他涉偏好也会有较低比例的显著影响；而回报信任决策的动机则完全来源于他涉偏好，而并非由正向互惠的动机所激励。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信任有何影响？辛自强教授认为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实际上会降低人际间的信任水平。辛自强的研究给出了市场化降低信任的几个可能的内在机制及相关的实验证据，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对自我利益追求的“经济人”信念，鼓励人际与群际竞争，鼓励物质主义价值观以及对潜规则的认同，从而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相互的信任会有所差异吗？如果不同，又有哪些文化和经济因素会影响它们呢？林建浩等基于企业家信任调查数据，考察中国省际双边信任的典型事实，发现存在群内信任高于群外信任的“本地偏好”现象，而且获得高信任的地区并未对其他地区表现出同等的信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地理距离以及由“基因距离”和“姓氏距离”测度的历史差异，作为影响群际接触的深层因素，对地区间双边信任的建立起阻碍作用；群内信任对于群际信任存在溢出效应，目标地的群内信任具有正向标杆作用，而来源地的群内信任则是负向歧视效应。
    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收入差距扩大如何影响社会信任呢？申广军等的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发现收入差距显著地降低了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进一步对影响机制的分析显示，收入差距造成社会分化，因为低(高)收入群体在收入差距较大的社区更容易认为自己社会地位较低(高)；同时，社会地位较高和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都倾向于报告较低的社会信任，这意味着社会分化程度较高的社区更不容易培养社会信任。因此，收入差距通过社会阶层分化降低了社会信任水平，而调节收入分配有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进而改善社会信任水平。
    对于收入差距与信任的关系，李新荣等从另一个研究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以公平收入为参照点的收入差距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他们发现，真实收入低于公平收入将导致居民社会信任程度降低；但反过来，真实收入高于公平收入并不会导致居民社会信任程度提高；预期外真实收入低于公平收入将导致居民社会信任程度降低，但是预期外真实收入高于公平收入并不会导致居民社会信任程度的提高。
    不同的社会身份对于信任有什么影响？王海港等设计了一组投资实验，讨论了“无信息”、“单向信息”和“双向信息”三种不同的环境下，“学生干部”这一社会身份对“信任”和“值得信任”水平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多数中国学生被试之间存在着彼此信任和值得信任，这使得双方实现了“双赢”；其次，受托人的干部身份，招致了委托人更高的可信任度；但干部在其身份信息不公开时，并不比无信息状态下的受托人更值得信任；第三，双向信息的干部身份可以显著提升干部的互利性，使得他们比无信息状态下的受托人有更高的值得信任的水平。
    信任是否很大程度上来自遗传和家庭的教养？毛学峰等的研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的数据，考察了父亲和母亲的信任程度对于15—22岁青少年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的社会信任会显著地传递给孩子，这种显著的正向关系不仅包含父母信任代际传递效应的“直接社会化”效应，还包括通过学校和社会所带来的“侧面社会化”的作用。论文通过检验“选择性匹配”的假说发现，个体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同信任倾向的配偶，并把这种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二、 信任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任究竟如何影响文化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呢？很多研究发现，信任可以降低契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规模；信任可以通过建立宏观政策的稳定信念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水平；信任还会创造更好的经营激励、就业环境和创业文化。
    当经济进入通缩通道中，什么因素会导致通缩的加速？如何在明确经济参与人信念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张平研究员分析了通缩的机理和行为结果。他认为从价格、成本和利润标准看，当前生产部门经济陷入通缩，已经引起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升高。由于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下跌，实际利率提高，会推动“资产负债表”恶化，加速金融收缩，净资产回报率低于实际贷款利率，很多公司逐步从实业投资转向自由投资人，即愿意放款得到短期货币投资的回报，而不愿意获得长期资产回报。尽管央行降息，但在预期已经形成，经济参与人对宏观政策变量已形成相应信念的条件下，金融加速器已经启动。相应对策是降低利率，推出中国“资产购买”计划；金融体系转型，抑制监管套利；采用“改革性救助”推动“软预算”部门改革等。
    转移支付如何分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上下级官员之间的信任会影响转移支付的分配吗？张牧扬等利用官员任职经历信息作为其与上级政府之间信任程度的衡量指标，分析了政府间的信任与财政资源分配的关系。他们利用2001—2009年304个地级市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地市级官员在省政府财政部门曾经的任职经历，可以帮助城市获得更多转移支付，尤其是一般性转移支付。这些官员的任职经历搭起了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的桥梁，从而让上级政府有动力给相关地区拨付更多转移支付。但他们的优势仅仅在于转移支付的水平上，而不在于转移支付的效率，因为在转移支付的支出偏向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上，与其他城市没有显著差异。
    公共品的自愿供给是公共服务的一种创新提供方式，信任会影响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吗？连洪泉等利用策略型和实际决策型序贯公共品博弈及多种个体偏好测度方法，研究公共品自愿供给多样化行为的偏好基础及其情境依赖。实验发现，公共品自愿供给水平及类型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多样化，不同情境的条件性合作行为和占比最大的条件性合作者是序贯公共品实验的两大特征事实。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互惠预期均正向影响不同情境的公共品自愿供给决策，而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风险厌恶、信任观和可信任程度等偏好影响自愿供给决策的效应则在不同情境呈现差异或相反特征。进一步分析可识别出不同合作情境变化挤出互惠预期、优势不平等厌恶和风险厌恶偏好的供给效应，及挤进个体可信任程度的供给效应。
    诚信是信任行为的正向回报，是信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市场经济领域中基础性的行为规范，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率。林斌等利用2014年对除金融行业外所有上市公司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政府诚信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诚信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具体而言，诚信较好的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的分析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诚信水平的提高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具有更加明显的改善作用。因此，政府诚信主要抑制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
    创业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信任作为一种关键的社会资本，会影响个人的创业决策吗？周广肃等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信任能够显著提升家户创业决策的可能性以及创业强度，并且其影响效果的经济规模也很显著。进一步地，信任对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信任可能通过促进风险分担、替代正规制度、促进信息传递、促进合作以及跨越合法性障碍等途径影响创业。
    三、 信任：文化与经济间互动的可能机制
    很多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往往可以解释经济决策与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文化的演化又往往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个有待学者们深入讨论的问题是，信任是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差异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刘冲等基于中国地级市层面数据，利用姓氏构造出文化差异的代理变量，实证发现，文化作为代际间稳定传递的社会习俗、个人信念(信任)以及价值观，显著地影响技术扩散，并因此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发现，文化(基因距离)的影响将长时间持续；语言、制度环境接近的地区，文化(基因距离)对于技术扩散的作用更大；高教育群体的文化差异比低教育群体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更大。
    宗族文化会影响就业选择吗？信任这种社会资本能否在其中发挥作用？陈斌开等研究了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考察了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有重要影响，显著提高了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概率，但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概率，说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本在低端服务业中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则影响有限。而且，宗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同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影响移民就业，信任是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就业的关键渠道。
    宗族文化会影响创业决策吗？信任作为社会网络的重要基础会是中介变量吗？张川川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宗族对个体创业的影响，并检验了宗族的网络效应和文化效应。结果显示，作为宗族代理变量的家族族谱和宗族祠堂同个体创业概率显著相关。在区分不同层级创业类型的研究显示，宗族仅对较初级的个体工商业经营有促进作用，对发展程度较高的私营企业活动则无明显影响。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宗族形成的社会网络效应是其推动个体创业的主要渠道，传统上所认为的个体信念、社会信任等文化层面的作用渠道均未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分地区的分析表明，宗族对个体创业的积极作用在市场化和经济开放程度较低的非沿海城市更为明显，在沿海开放城市宗族对个体创业活动反而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常鑫等分析了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影响。他们利用1997—2008年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在公司债务中引入CDS交易导致企业创新支出增加，企业发明和发明引用平均分别增加21%、33%。这种积极作用对于更依赖外部融资、更多利用银行债务或短期债务的公司更为显著。这说明受CDS保护的债权人往往更能容忍企业冒险行为，鼓励企业创新活动。
    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经济参与人的决策如何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主流媒体得到更多的信任吗？周开国等基于2004—2012年媒体曝光的国内食品安全事件，从媒体关注和资本市场反应两个视角出发，定量分析了在特定环境下媒体、资本市场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督的有效性。实证结果显示：短期而言，大众媒体曝光引起股市投资者的关注并调整其对公司股票的估值，进而可能成为行业事件并形成溢出效应，资本市场的激励机制成为监督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力量；长期而言，随着大众媒体持续报道和相关政府部门介入事件查处和责任确认，官方权威媒体会深入报道和追根溯源，这有利于整个食品行业的长期规范发展。因此，建立媒体、资本市场和政府就食品安全的共同监督和协同治理的长效机制，是守护“舌尖上的安全”的有效模式。
    在二级市场中，投资者往往随消息而动。消息的来源和传递过程越值得信赖，投资者会越多地受到影响，这样的直觉符合现实吗？周战强利用对中国股市个人投资者进行的传闻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了股市传闻通过投资者之间(基于信任)的社会互动对个人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传闻会直接影响个人投资者的交易决策，也会通过社会互动对个人投资者交易决策产生间接影响；虽然直接效应大于总的中介效应，但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互动分析表明，情景互动比内生互动的中介效应更大。
    四、 总结
    关于“信任、文化与经济”这一研究主题，《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诚研究员在闭幕式上总结认为，当前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体现了很好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本次论坛汇报的各篇工作论文及相关讨论也从各自的角度给出了规范而深入的探讨，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未来此领域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围绕大国兴衰(发展)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文化冲突与社会进步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的探索。

    李彬、周战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081，电子信箱：libin@cufe.edu.cn，zhouzhanqiang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