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8日，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与《经济研究》编辑部在上海立信会计学院联合举办了第八届中国立信风险管理论坛。来自政府、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论坛采用主旨报告和论文交流的学术研讨会形式，对“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风险管理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讨。
论坛主旨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裴长洪研究员对“经济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构想进行了阐述。他重点分析了我国的对外开放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新思路、重大举措和三大总体目标：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他指出，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应体现在市场优势、体制优势和规则优势三个方面。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对外开放要实施三大战略：通过企业“走出去”战略开拓国际市场，达到互利共盈；通过建设自由贸易实验区，全面地参与全球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谈判；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投资贸易合作和资金融通的国际合作理念。我国在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将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小川教授发表了“新预算法解读”的主题演讲。新预算法在预算公开、预算绩效和预算监督上都有重大创新。但是，在新预算法实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关于“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的界定问题；关于四本预算的衔接规则问题；关于跨年度预算平衡问题；关于转移支付制度实施的规范问题；关于预算结余和超收的管理规范问题；关于预算科目调剂的规范问题；关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问题等等，是新预算法实施的重点和难点。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特聘教授彭飞博士发表了“开放经济下全球价值链治理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演讲。在传统的价值链纵向服从模式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是从发达国家的利益相关方，通过贸易和投资传导到发展中国家的供货商。利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数据和结构性方程模型，估算了价值链纵向服从模式所导致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风险，进而提出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横向合作模式。
在论文交流中，与会学者主要围绕“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管理研究、行业风险管理研究和微观经济风险管理研究中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管理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总结“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就是，“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中国的宏观经济从2010年第三季开始，从10%以上的增长率逐渐步入增速下行的区间。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0年至2014年，中国GDP的年增速分别是10.4%、9.3%、7.7%、7.7%和7.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延续了逐季回落的趋势，第一季度的GDP增速仅为7%。中国经济增长的连续减速，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还能持续高速增长的讨论。本轮经济下滑中，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因此，针对中国经济运行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潜在风险，与会学者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对于中国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风险，黄波利用1993—2014年间中国工业增加值月度增长率数据，在考虑经济增长及其条件波动结构突变的基础上，通过改进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ARGARCH)，检验了宏观波动影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并探讨了次贷危机的冲击效应。他认为，经济增长与宏观波动在样本区间内分别发生了2次和3次结构突变。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宏观波动重返“大缓和”且经济增长处于较低水平。考虑均值、条件波动的双突变，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的第一、二、三阶段分别对其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负效应，和不显著的正效应。次贷危机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并助涨宏观波动，显著提升了宏观波动在经济增长第三阶段对其的正效应。因此，为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经济新常态”形势下应在一定程度内包容结构性调整引致的宏观波动。
赵大平选取了48个国家1950—2013年的跨国样本，通过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定量分析，界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并以此对样本分组进行计量分析，探讨经济增长的风险与动力。通过Logistic模型筛选经济增长减速的影响因素，并估算他们引致经济增长减速的概率。他认为，消费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呈现出对经济增长倒U型的关系；当消费率较低时，消费率增长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但当消费率超过临界点，高消费比率将导致经济增长减速；消费率临界点约为50%。在对经济增长减速的风险分析中，他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冯乾采用事件研究方法，对欧洲债务危机中评级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的调整，以及引发的股票市场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评级下调对非事件国股票市场超额收益率有显著为负的溢出效应，而评级上升的这种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这表明评级下调和上升的不对称效应在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区域经济体内并不成立。经济总量越大的国家发生评级调整时，对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溢出效应越小。区分子样本后，评级调整的不对称效应在债务危机期间存在，但危机期间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并不比危机之前更显著。
王存峰以1995—2014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企业为样本，考察我国宏观政治周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周期性中央政府换届会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但该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低市场化地区和公司治理水平低的企业。研究还表明，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中央政府换届风险的产生机制存在差异。其中，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中央政府换届的影响主要通过会议期间政府管制效应和国有企业参会代理成本效应实现，具体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中央政府换届的影响则是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抑制了低治理水平企业的风险承担，另一方面却提升了高治理水平企业的风险承担。
赵颖使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中国地级市的匹配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流动劳动者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他发现，考虑劳动者个人和宏观环境异质性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最低工资对流动劳动者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约为-0.06左右。最低工资的变动也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这种挤出效应的产生的内在机理在于最低工资对就业创造和就业侵蚀具有非对称的效应，其中对前者的效应较小而对后者的影响较大，通过工作机会的减少进而影响流动劳动者的劳动力供给。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健全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种挤出效应的有效办法。
二、 行业经济运行风险管理
基于动态调整的差分广义矩(DGMM)和系统广义矩(SGMM)模型，王周伟利用14家上市银行2001—2012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五种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各个模型的计量结果均证实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的存在性。为了进一步发挥好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央行应将基于泰勒规则构造的利差变量、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纳入政策制定者的信号响应范围，关注广义货币的总量投放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偏离程度。存贷款利差保护制度使央行的价格型管理工具表现扭曲，银行风险承担的隐蔽化、模糊化，使得潜在风险逐渐累积。因此变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节流动性的同时，还需进一步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逐步使利率市场化。
周晔利用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2年1季度到2013年3季度的非平衡面板季度数据，考察了宏观经济波动、银行资本缓冲与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研究发现，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顺周期性并不显著，但是上市银行的风险调整却对经济波动极为敏感。同时，上市银行资本缓冲的调整与风险调整具有相关性。在经济波动时，银行会因自身风险的变化而连续调整资本缓冲。研究还发现，上市银行的多元化程度依然较低，同时收入波动与风险调整的相关性显著，所以收入多元化是银行减少资本缓冲计提，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一大驱动因素。
王志华运用条件风险价值法（CoVaR）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度量了我国个体银行对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度，对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了识别，得出四大国有银行，尤其建行和工行是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结论，而股份制银行的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则相对较小。
张会清以中国的20种主要出口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考察1996年4季度至2014年2季度期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出口价格的非对称传递特征。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变动产生了显著的非对称传递效应，人民币升值对出口贸易的负面冲击远强于人民币贬值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变动对出口价格的影响也远强于汇率小幅变动的情形。汇率传递效应在汇改前后表现出动态的非对称性，汇率因素对出口价格的影响在2005年汇改之后才开始显现。由于进口投入品比例上的商品异质性，汇率传递效应及其非对称性传递特征仅限于资源性产品和中低技术制成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价格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汇率因素的影响。
斯文考察了外汇风险下的两阶段库诺双寡头模型中的企业进出口行为。模型显示外汇衍生产品用作规避风险工具可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进出口水平。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中国2006年10月到2013年10月的月份数据来验证这个结论。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中国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对出口有双向的因果关系，对进口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广义脉冲反应方程（GIRF)显示外汇衍生产品交易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能促进进出口。通过方差分解，发现外汇衍生产品交易在长期可以解释20%的出口和30%进口的波动。
三、 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管理
顾海峰认为，传统模糊评估方法对于信用平稳下的信用风险测度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在信用突变下，模糊评估方法存在功能局限，容易引发测度等级的过度跳跃。对此，基于偏好熵权物元可拓方法，构建了信用突变下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测度模型，并选取苏州地区某样本化工企业在不同时间点的实测数据，对测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偏好熵权物元可拓模型可以较好地解决信用突变下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测度难题。
P2P网络借贷是互联网金融研究领域逐渐兴起的重要研究议题。王会娟以P2P网络借贷行业的领先企业—“人人贷”的交易记录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借款人提供视频信息对P2P网络借贷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人更倾向于提供视频信息以获得出借人的信任；第二，相比未提供视频信息的借款人，提供视频信息的借款人更容易获得借款且借款利率较低。视频信息能够增加出借人的信任，降低交易的风险。第三，在借款人信用等级较低时，提供视频信息对借款成功率和借款成本的影响更明显。
邵丽丽研究了2003年至2009年间兼具政治背景的高管首次出现在上市公司中的特定事件，比较了企业在新建政治关联前后的利率风险，从企业风险管理和政治关联的视角，探讨了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下，政治关联对企业利率风险管理手段的机制替代作用。发现当高管兼具政治背景时，“管理层”及“政治关联方”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其将内部代理人的信息优势和政府代理人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对企业利率风险做出“相机”管理。基于双层代理理论和选择性套期理论，解释了我国企业利率风险管理实务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以及在不完备市场条件下政治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管理的影响。
鞠晓生选取2004—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分析了公司总部异地迁移的迁移绩效问题。发现地区要素交易效率的高低是影响公司总部迁移的重要因素，地区要素交易效率越低，公司总部迁移的可能性越高。通过迁移突破地区的要素约束，促进企业成长，是企业总部迁移的动力。使用平均处理效应模型（ATE），发现公司总部迁移的绩效与迁移类型相关，跨省总部迁移更多地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了公司的财务绩效，而同市跨区迁移更倾向于研发投资，财务绩效变化不明显。
第八届中国立信风险管理论坛在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与《经济研究》编辑部的积极筹划和通力合作下成功举办，论坛营造了活跃的学术氛围，为国内外关心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们提供了开放高效的学术交流平台，并将进一步推动国内风险管理研究的发展。
彭飞，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中国立信风险管理研究院，邮政编码：201620，电子信箱：pengfei@lixin.edu.cn。作者在此对所有提交研究报告或参会论文、参加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