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迎接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和创新与发展，在前五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连续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经济研究》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全国第六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于2012年8月26—27日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蔡继明教授主持开幕式。清华大学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袁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研究员，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教授，德国中德经济合作中心协会副主席、理事长徐必德先生在大会致辞。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向大会发来贺信。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副院长李扬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卫兴华、刘树成、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名国内专家学者，以及美国、德国、日本的10余名海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社会主义”等主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取得了一批富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应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研究员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才能有效地揭示与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出路。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暗示的危机爆发原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以信息革命为领衔的新的高科技革命推动生产力极大发展和劳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使得生产社会化甚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常识。先进的生产工具也历来是积累财富和产生、发展先进的革命思想的决定性的物质力量。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即信息经济时代的迅猛发展，极有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大发展的最新生产工具。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研究员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出发，才能透彻认识当前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热点讨论，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而非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我们需要认识到：第一，西方学者批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是发达经济体在优势被打破之后想的一个新招，这其实反映了国际竞争格局的新变化。第二，西方学者批评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非常模糊，从讨论集中的领域来看，主要是说政府和市场关系。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还是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时期，都带着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色彩；即便是20世纪80年代后当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时，国家资本主义在国际领域中的表现依然非常突出。第三，中国崛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西方学者现在攻击国家资本主义，无非是看中国崛起心里不舒服，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非把中国的成就说成是资本主义的。
清华大学孟捷教授运用马克思的半无产阶级化理论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农民工具有如下四个半无产阶级化特征：劳动的使用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分离；劳动力的当地再生产和异地再生产；农民工加入了经济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但没有加入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大量加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并随时处在失业或返乡的境地中。
吉林大学谢地教授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与住宅问题有许多深刻的分析，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土地及住房制度有一系列原则构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土地与住宅思想，对于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处理土地和住宅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土地和住宅制度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更好条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美国克拉克大学James M. Craven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包括：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非乌托邦性及其预测；人民群众及其斗争是历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推动者。他还借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表明自己在引进理论和思想方面的态度，即“盲目拒绝外国的东西就像是盲目地崇拜他们。这两者都是不对的和有害的……在向国外学习时，我们必须反对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德国中德经济合作中心协会副主席、理事长徐必德认为，马克思是系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第一人，不久前发生的银行和债务危机，再次显示了马克思的正确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继承、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俱进，积极探索，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以亲身经历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劳动力市场等三个案例，充分说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把改革创新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更加自觉、更加坚定进行改革开放，不断在创新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为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教授指出，70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意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70年后的今天，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依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然要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要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洋八股”，也要克服曲解、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曲解和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倾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树成研究员阐述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教材编写的四条重要原则。他认为，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保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的正确方向；必须立足我国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努力运用中国话语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深入总结中国经验、阐释中国实践；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做出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剖析；必须以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教材编写工作，以重大工程方式动员组织理论研究与学术攻关。
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进行了剖析，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而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或东欧一些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原因在于：第一，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造者；第二，邓小平同志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且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三，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论证还在继续，比如，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林岗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强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他认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仅要运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矛盾和新特点，研究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生态和环境等新的问题，而且要运用它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大胆进行创新，概括出新的概念和范畴，制定新的阐述体系，运用新的分析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既不能单纯地通过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研究加以证明，也不能靠多数投票规则来认定，更不能以拥护者或反对者的评价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只能通过逻辑检验和经验验证来证明。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是用马克思的方法，一方面去解决马克思理论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去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从丰富具体的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经济范畴，用以揭示经济关系的本质。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发展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指导我们的实践。学者们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基础理论深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问题，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这些研究，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浙江财经大学周冰教授认为，重新认识经济体制这个概念的内涵，严格区分体制与制度两个概念，这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不仅可以为认识和分析体制的内部结构打开大门，也有利于制度变迁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认为，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高度认识发展问题。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必须解决所处时代的五大问题：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必须正确处理好“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和“做好蛋糕”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认为，要高度重视财富格差问题，即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缓解，整个社会就会充满不安的气氛，不仅是富人，草根也是如此。
南京大学沈坤荣教授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中国“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这一“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确实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中国奇迹”。但是，这一模式同时也使得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土地、能源、环境以及人才等方面的约束，使得经济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胡家勇研究员认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利益格局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阶段，特殊利益集团将成为影响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已经开始明显并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必须对利益集团进行治理：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减少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加强现代市场制度建设；构建利益集团均衡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春学研究员分析了当前所谓“国进民退”的热点问题，认为国有企业并不必然是低效率的。就中国的情形而论，决定国有经济最佳比重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即把国有企业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具；把国有企业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工具；把国有企业作为稳定宏观经济的工具。总的来说，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至少也不应低于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在其国有企业1950—1979年鼎盛时期的比重。
广东社会科学院王珺研究员结合广东的案例研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在轻纺工业阶段，民营企业依靠自身积累可以获得发展，是主力军；但在重化工业阶段，民企由于规模小，又无法像国企一样获得贷款，逐渐边缘化；在未来，创新活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制高点，民营企业的发展，除允许市场准入外，还需要改革金融体制，以便像国企一样进行低成本融资，在中长期，还需要把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放在首要位置。
日本东京首都大学村上裕教授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导着市场经济，需要重视新左派主张的“结果平等”，这是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的对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在当前不可动摇，所以直接的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以及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制度都需要进行改革。不管是不是国有企业，国家的税收机能必须通过根本性的强化，使得收入达到公平和公正。
此外，南开大学柳欣教授对经济发展中的GDP核算体系进行剖析，揭示了其商品拜物教属性。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对幸福理论和中国的幸福社会建设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分析了中国实行土地私有化的谬误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指出中国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演进的趋势规定了中国农村改革深化的方向。河南大学耿明斋教授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进行了分析，认为要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来规避未来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可能陷阱。华南师范大学赵学增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
与会代表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对本轮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一些来自日本的学者对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展开了探讨，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垄断资本及区域分工等问题。
清华大学邝梅教授从新马克思主义——世界体系论的分析视角，深入分析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金融霸权。她认为，美国的金融霸权不仅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泡沫，为金融危机在美国国内生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也导致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传导，从而演变为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为制约美国的金融霸权，在IMF框架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任重道远。
黑龙江大学焦方义教授认为，造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固有的矛盾所致，体现出来的是财富贫富分化的负效应，一边是财富的积累，另一边是贫困的积累，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不协调，经济增长的中断就是不可避免的。
中央财经大学齐兰教授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垄断资本理论为指导，结合垄断资本全球化和垄断资本金融化理论内容，分析研判当今垄断资本运动变化的新情况新态势，以积极应对垄断资本全球化和垄断资本金融化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
日本立命馆大学松野周治教授认为，成为财富源泉的分工通过跨越国境而展开，从区域的视角可分为区域内分工和区域间分工两种类型。为实现区域和世界经济社会的持续性发展，两者的均衡非常重要。目前，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扩大，但对区域间国际分工的过度依赖结构却基本上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东亚需要发展区域内国际分工，和与欧美等的区域间国际分工保持均衡。
一些学者还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及方法对日本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日本亚洲现代经济研究所刘锋研究员定位和重新评价了现代日本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在战后日本历史上的地位，说明了日本社会贫富差距背后存在着的阶级结构问题；但日本政府经常使用差距来分析具体社会现象，而刻意回避贫富和阶级。日本驹泽大学明石博行教授认为，和欧美的市民社会一样，日本的市民社会是以所谓的“资本制市民社会”的阶级或阶层制度为前提的市民社会；目前，日本正开始一场由社会性个人相互协作的“资本制市民社会”的变革。
总的来说，本届论坛取得的成果主要有：第一，进一步明确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背诵个别词句，不是教条主义地引用个别结论，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要运用它的方法，既要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践，更要分析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第二，对发生在当前的、还没有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危害、影响做了全面分析，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分析建立在马克思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这为认识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提供了全新的视野。第三，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目前存在的较大收入差距，有的学者提出用财富的差距或者是格差，或者用中等收入陷阱，来分析现实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地和政策建议。这对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如何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既要保护私有财产，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第四，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特别是来自日本的学者，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市民社会的形成、贫富差距与阶级结构等，也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
(责任编辑：王利娜)(校对：张涵)